本報記者 杜潔芳
在連續3天的霧霾散盡之后,天空露出了久違的藍色。10月27日,河南三門峽,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和三門峽人民政府主辦的中國公共考古·仰韶論壇如期舉行。來自部分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和高校的多位考古學者與熱愛考古的學生一起參加了論壇,圍繞著一些熱門話題展開了廣泛的交流與討論。
距離上一屆仰韶論壇,時間已經悄然走過了四季,又一次回到了10月這個節點。站在同一節點,不得不讓人回顧一年來公共考古走過的足跡。這一年,考古與公眾的關系,已經開始從陌生走向了解、從隔閡走向理解,也有越來越多有影響力的考古學者走出過去認知的藩籬,有意識地做起考古普及的工作。與此同時,各博物館等文博機構也不再以“冷美人”的面目示人,除了選取公眾感興趣的話題舉辦各種展覽外,還想方設法利用多種手段搭建連接考古與公眾之間的橋梁,有的甚至采用現代影像打造4D電影的方式告訴人們考古并不遙遠的事實。一些高校社團就更加活躍,不僅多次組織文物愛好者近距離感受考古現場,還將考古學者請來為他們講述考古故事。可以說,這一年,“養在深閨人未識”的考古,正在以多種途徑向公眾撩開神秘面紗。
公共考古不再可有可無
幾年前,關于考古與盜墓的一場網絡論戰至今令人印象深刻,那時,站在“考古即是盜墓”的認知陣營中的人不在少數,在他們看來,考古與盜墓一樣,同是挖古人墳墓。為了以正視聽,不少媒體請出一些考古學者對這一話題進行答疑解惑。而作為考古人,他們深深感受到考古這門學科被公眾誤讀有多深。中山大學副教授徐堅當年悲切地說:“在接近一個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史上,考古工作者不時遭遇職業身份認同危機,而將考古與盜墓混為一談更令我們蒙羞。”而在考古學科內部,早年一直固守著嚴謹的治學態度,任何與學術無關的言行都被視作違規。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主任的王仁湘曾經也有因寫考古科普類文章被考古界前輩斥責的經歷。他說:“那個時候寫這樣的文章就會被看作是旁門左道。”可以想象,公共考古在那時并不被行內人所接受。
但是,經過一些考古學者的努力和呼吁,公共考古不再被看作異類,而逐漸成為考古核心工作的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很早就在這方面有了認識上的改變,成立公共考古中心,所長王巍親自掛帥,支持公共考古的發展。因為在王巍看來,公共考古不再可有可無,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考古工作者逐漸意識到考古的大眾化是考古學發展的方向之一,“我們要回饋民眾,這是考古人應該做的事情。而且,考古工作者所做的每一項發掘,都是在研究我們自己祖先的歷史。每一項考古新發現和研究成果都能更好地了解中華文明,所以我們一定要大力推進中國公共考古事業的發展。”王巍說。
對公共考古的改觀還體現在對公共考古設立專門委員會上。今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成立了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這一舉動預示著公共考古開始被業內人接受和容納。而不少省市的考古所和博物館的活動也向公共考古方向傾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從2005年開始,就摸索出一條將考古和探險相結合的公共考古活動實踐方式,他們先后進行了川藏北線探險、自貢鹽道與鹽運遺址調查等9項考古探險活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四川金沙遺址博物館還利用現代影像和藝術手段建立與公眾的交流。比如《夢回金沙城》、《金沙找魂》室內交響樂、《魔幻金沙》雜技、《太陽神鳥》歌舞劇以及大量動漫、游戲、數字電影,都深受參觀者喜愛。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推出大量考古科普讀物,如將三峽庫區、長江沿岸的發掘故事娓娓道來的《三峽考古佐證長江文明》等書籍,還有把公共考古工作與文物保護知識融入到一起的《傳承文明——我們在行動》系列書籍及“公眾考古系列科普漫畫”,都成為傳播文物考古知識的有效媒介。
公共考古需要普及
經過幾年的摸索,致力于公共考古的人們發現,雖然開展講座、培養志愿者、模擬考古現場等方式卓見成效,但是如果繼續推進公共考古的步伐,還需要從其他方面進行探索。
如果說讓考古學者回答在考古工作中什么樣的事情最讓他們痛心疾首的問題時,答案一定是盜墓的惡劣行徑。試想,如果沒有被盜,曹魏高陵也許會出土更多揭示曹操身份的文物,而上官婉兒墓也許會為我們揭示歷史中真實的人物提供更多的線索。所以,公共考古不能只停留在小范圍內。對此,王仁湘認為,首要的是進行少兒普及。他聯想到自己孩子小時候的經歷,“有一次,他從外面撿到一個年代久遠的破罐子,就趕緊帶回家自己琢磨。因為有家庭的熏陶,他從小就對文物有了粗淺的認識,推廣言之,這樣的孩子長大后至少不會去破壞文物,從小就有保護文物的意識。所以,公共考古要繼續深入,視角應該關注少兒群體。”王仁湘說,“繪本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途徑,把一些考古知識融入其中編成故事,易于孩子們閱讀。”
考古應是百科
有人說,考古發掘就像一場足球賽永遠無法預知其結果,說不準你一鏟子下去就能刮出一個朝代鮮活生動的歷史真實。這也許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考古的魅力。但是,單單依靠考古學者,很多考古結論是無法獲得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的發掘,如果沒有植物學家的參與,將無法斷定我國北方小米的起源。曹魏高陵墓最后的定論也綜合了研究人骨、石刻等學科的專家的看法。“缺少了其他學科的幫助,考古結果很難得出。所以,公共考古還需向其他學科普及,要讓其他學科的學者關注考古并參與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院李新偉說。“不僅要面向自然學科,一些人文學科也需要聯手。比如歷史學科,應該相互攜手,考古還需要借助哲學理論加強對神話等方面的研究。”王仁湘說,“其實,考古應該是一個百科。”
其實,在與其他學科緊密結合的問題上,考古學者已經有了合作的意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唐際根在研究殷墟遺址的墓葬時,利用體質人類學的知識鑒定出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與陜西、甘肅一些遺址出土的人骨是來源于一個族群,從而使他有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046年的商王朝,抓獲了眾多的羌人而后殺之作為陪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鄭巖在此次論壇中也發表了演講,使一場考古論壇更多了多元化的色彩,他從美術學的角度,與大家分享了從藝術史的角度來觀察陶鬶的發展變化,在他生動的分析中,古人使用的陶鬶發展到現在,就是生活中常用的熱水壺。可見,其他學科背景學者的加入使公共考古變得更加有趣起來。
考古與公眾的關系,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李新偉略有所思地說:“其實我們一直存在這樣的疑問,公共考古發展至今,是否向大眾化走得太近,從而低估了公眾的認知水平。考古與公眾之間需要有一個度的把握,接下來需要我們探討的是如何來拿捏這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