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與功利的糾結是一個古老而又新鮮的命題。兩者既對立又統一。只看到對立，忽視統一，或只看到統一，忽視對立，都是違反辯證法的。實質上，完全脫離審美的功利和完全脫離功利的審美的文藝都是不存在的。崇尚審美的學者是淡化功利的。如康德主張審美具有主觀性、先驗合理性、不涉概念，即感性形態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還有的學者強調文藝的“無用之用”。至于那些唯美主義者則把審美視為神圣，把功利視為對審美的褻瀆。有的觀點則與之相反，特別強調文藝的功利性，特別是革命戰爭年代，認為“文學是戰斗的”，力倡革命的功利主義，以求得文藝與革命事業的協作。即便是和平發展時期，也應重視文藝家的擔當意識，強調文藝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希冀文藝能夠對推動時代變遷和歷史轉折，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審美和功利的矛盾、沖突變得更加凸顯。被強化和泛化了的市場經濟加速了文藝商品化進程，使一些主張、推崇純審美的文化精英和書齋學者感到迷茫，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其實，文化貿易古已有之。精神產品作為商品進行消費和流通不必大驚小怪，實在是常見的事。舊社會的藝術家，因生活所迫，投稿養家、賣畫為生，屢見不鮮。民間的戲曲和武藝班子的演藝活動活躍于城鎮的街頭巷尾。具有工藝水準、審美品位、觀賞價值的器物和文物往往被人們競相購買。即便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們，如達·芬奇、拉斐爾也難免放低身姿，平抑自身的矜持和尊貴，接受訂單，向宮廷、教堂、官邸、豪宅，輸賣自己的作品。這些藝術巨匠們并不因為從事這種特殊的商業活動而出賣藝術良心，降低畫作的神奇魅力和審美格調。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們向文化市場所提供的作品，很多都是傳世名畫。換言之，被流通消費的精神產品，并不意味著必然降低和損害藝術質量，屈尊流俗，迎合低級趣味，變成粗劣的東西。

    正視和研究當代中國新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運作過程中文藝所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從實踐和學理的結合上，研究文藝本身所蘊涵的內在矛盾，已經成為理論界的當務之急。文藝本身所蘊涵的矛盾具有明顯的二重化性質：從傳統的文藝創作的意義上說，文藝是作品，解析文藝創作和文藝欣賞的關系，追求文藝的審美價值；從文藝生產的意義上說，文藝是產品，強調文藝生產和文藝消費的關系，主要追求文藝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把文藝視為一種生產，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可以找到理論根據。馬克思指出：“……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文藝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和一般的物質生產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探討文藝創作、文藝欣賞與文藝生產、文藝消費這兩大系列的內在的二重化矛盾，是學術界必須解決的理論難點和熱點問題。應當全面、辯證地理解文藝作為文藝創作的作品和文藝作為文藝生產的產品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相互關系。這是一個困擾多年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即文藝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文藝的審美屬性和商品屬性、文藝的審美屬性和功利屬性之間的關系問題。

    實際上，完全排除功利屬性、商品屬性和經濟效益的文藝創作，或完全脫離審美屬性和社會效益的文藝生產都是不存在的。兩者只能偏重，而不可偏廢。應當尋找兩者恰當的平衡點和合理的傾斜度。審美與功利的關系往往表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兩者的融合狀態，即文藝作為作品和產品，既叫好，又叫座，既有很高的審美品位，又有可觀的票房價值、消費指數和經濟效益，獲得審美與功利兩者的雙贏，這是應當鼓勵和提倡的。二是兩者的傾斜狀態，即或審美品位并非上乘，但且能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或消費指數和票房價值并不理想，但審美品位和藝術格調卻很動人，這是應當允許和肯定的。三是兩者的極端狀態，即或是只追求審美品位，不考慮消費價值，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具有高度審美品位的作品或產品肯定會獲取一定的經濟效益；或只追求作品或產品的票房價值和消費利潤，造成藝術作品的平庸低劣，粗制濫造，冗長乏味、以量代質，可能導致文藝的超商品化和極端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這是我們所不取的。

    然而，文藝產品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為國家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強社會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職能。因此，在確保文藝的審美品位和藝術格調的同時，應當盡可能地攫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創造豐厚的精神財富。

    這里關涉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可躲避的問題，即如何對待利益。毫無疑問，遵循市場原則、消費原則、票房價值原則、快樂原則，可以獲取更大的文化利益。不加分析地鄙薄文化利益是不現實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存在著一種忽視利益的理念和傳統。一些先哲比較看重“仁”“善”“義”，而比較輕視“利”，甚至竟然說什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把“利”與“義”“仁”“善”完全對立起來。這種觀點只看到了“利”的消積面，而無視“利”的積極面，具有明顯的片面性。這種“去利益化”的理念和傳統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對參與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國際競爭，贏取和發展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是極其不利的。一個民族和國家，只有在切實的、重大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的推動下，才能強大繁榮起來。利益原則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誘惑與驅動，是很難抗拒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們的行為“一旦離開利益”“一定會使自己出丑”“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致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臺、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可見，利益原則是不可忽視的。“見利忘義”固然不善，但“忘利取義”又可能導致利益和價值的虛無主義。公平地、合理地、適度地謀求文化的利益和價值是理所當然的事。獲取利益的原則應當是“善取”，分配利益的原則應當是“義分”。只遵循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無視藝術規律和審美規律，或只強調藝術規律和審美規律，拒斥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都是不妥當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考慮作品的審美屬性，無視精神生產的利益原則，或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文藝生產的超商品化、超功利化都是不正確的。無審美的功利和無功利的審美都是行不通的。

    正確理解和處理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藝”和“利”的關系，關涉到文藝隊伍的素質建設和文藝創作、文藝生產的健康發展，是一個富有時代感的重要而迫切的課題。對精神生產的產品來說，追求票房價值、經濟效益、精神財富和文化利益是完全必要的。但對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作家、藝術家、理論家、評論家來說，信仰、理想、價值觀念和文化操守更加可貴。有志向、有抱負的中國文藝工作者應當努力提升文藝的審美品位和思想文化水準，推動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作者：陸貴山（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