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晶晶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急速推進，我們在享受文物遺產無窮驚喜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文物保護問題。僅僅依靠文物部門進行文物保護的傳統工作思路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社會參與才是進行文物保護的重要途徑。這不僅能夠提供文物保護中所需的各種資源，同時也能夠適應文化市場的繁榮發展。本文以此為背景來探究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相關問題。

    一、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內涵

    1.社會參與和文物保護的關系

    文物是人類燦爛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智慧結晶，是記錄、儲藏和傳承時代信息和社會信息的重要載體，更是人類寶貴精神財富和情感的積淀，后人傳承歷史、繼往開來的文化淵源，因此人民群眾對文物有著無法割舍的情感。建筑學家梁思成曾經說過：“每個民族，每個國家，莫不愛護自己的文物，因為文物是人民生活環境之一部分，對人民除給予通常美好的環境所能激發的愉快感之外，且更有觸發民族自尊心的精神能力。”[1]因此，人民群眾是文物的創造者、守護者和傳承者，是文物的真正主人，社會參與是文物保護的決定性力量，也是文物保護事業的未來和希望。

    2.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必要性

    文物是傳承歷史的不可再生資源，保護文物能夠為后世保留珍貴的文化遺產。[2]但隨著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急速推進，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不斷凸顯。僅僅依靠文物部門進行文物保護的傳統工作思路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所以吸納社會力量參與文保事業能夠發揮不可或缺的監督作用。其次，社會參與能夠有效彌補文保工作在資金、人員方面的缺口。以常州為例，經歷了吳文化、齊梁文化、兩宋文化、明清文化等多個重要時期，留下了大量的、寶貴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目前常州地區共有不可移動文物點1677處，其中各級文保單位323處。不可移動文物數量眾多，分布廣泛，保護管理成本巨大。2013年底出臺的《常州市不可移動文物認養管理辦法》，鼓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事業。通過合理利用、有效保護，使文物資源永續傳承，服務社會及公眾。再次，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在漫長歷史進程中遺留下來的眾多歷史文物和革命文物，是一部物化了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在50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團結統一、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豐富多彩的歷史文物中得到了生動體現。所以說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對于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義。

    3.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特征

    社會參與文物保護主要是提高全社會的文物保護意識，參與到文物保護工作中來。社會參與文物保護是政府與社會的一項合作工程，是政府對民眾力量的動員組織和有效激發。概括起來，全民參與文物保護有三個特征：一是要有較強的參與動機。全社會參與的最基本單位是人，要使人行動起來，關鍵是要影響和改變人的思想和心理狀況。參與動機是通過有目的地影響、改變民眾的態度、價值觀等思想和心理狀況，激發民眾的參與熱情，使之行動起來。二是要有較廣的參與主體。社會參與文物保護不僅僅局限為個體的參與，而是要發動、組織社會成員從個體到集體乃至全社會構成合力。社會參與本質上體現的是文物保護領域內的參與式民主，即政府、民眾、專家、新聞媒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各主體通過一定的對話溝通機制，共同協商、共同討論、共同決策文物保護工作，增進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感。三是要有較全的參與網絡。通過建立有組織的社會網絡，才能夠凝聚和整合社會力量，增強社會參與的自主性，推動社會力量的壯大，為民眾有序的參與提供基礎性條件和組織保障，在政府和社會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這個過程中，社會成員憑借參與網絡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文物保護教育，增強民眾的自我約束感，培養起獨立互助的精神，形成健康、民主的文物保護氛圍，使參與行為更加符合現代文物保護規范，從根本上保證參與理念的先進、參與過程的規范和參與效果的持續。

    二、現階段社會參與文物保護存在的不足

    社會參與文物保護工作在我國發展時間不長，參與經驗不多，社會參與還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參與領域邊緣化。在政策參與方面，全民參與主要處于政策執行階段，沒有參與到政策制定、執行、評估的全過程；在區域參與方面，主要以城市或發達地區的為主，城市農村、發達落后地區協同參與較少；在階層參與方面，參與者主要還是以政府職員、企業職工、專家學者等精英階層為主，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普通群眾參與的不多。

    二是參與狀態不持續。目前，我國的社會參與文物保護還一度局限在一些特殊的時間節點，比如5·18博物館日、中國文化遺產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等階段，基本上還是一種應急參與模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參與應以建立制度化、長效化的參與機制，既有動員后的參與又有主動參與，并能夠使全面參與文物保護內化成社會生活的文化和習慣為特征。

    三是參與手段單一。中國的社會參與文物保護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以頂層設計為主，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和一些草根力量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參與，沒能產生出連鎖反應和傳動效應。[3]隨著社會體制的逐步完善，基層社會作為社會參與的有生力量，可以更多地承擔文物養護、文保單位合理利用等社會事務，豐富社會參與的形式和內容。 

    三、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實現方式

    全民參與文物保護熱情的高低、范圍的寬窄、渠道的通堵直接關系到文物保護管理的改進與優化、加強與創新。要實現有效的社會參與，就要從當前文物保護的現實出發，依靠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為社會參與文物保護搭建平臺，實現“四個結合”：

    一是職業參與和志愿參與相結合。目前，志愿服務這一非職業化形式已經成為遍布全球、滲入諸多領域的一種社會參與管理的方式。因此實現志愿服務同職業服務的整合、融合，推動建立組織健全、機制完善、參與廣泛的制度化參與體系，必然成為未來社會管理的發展方向。常州市在文物局的指導下成立了“常州文物保護志愿者聯盟”，轄市區成立分隊，社區（村）成立小分隊，建立市、區、街、村四級文物保護網絡。招募熟悉當地的歷史、文物古跡，熱心文物保護事業的社區居民、企業職工、離退休人員加入到志愿隊伍中。另外，為了能更好地促進志愿服務、樹立正確的參與理念、建立規范的參與流程、保護參與權益，我們還要注重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和社會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引領作用。在這種專業化引領、職業化帶動，志愿服務同職業服務互相融合的形式下，才能更好地在文物保護、合理化利用、公益活動、社會發展等方面彰顯合力。

    二是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相結合。加強社會參與的影響、拓寬社會參與的范圍和領域，要求我們進一步拓展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渠道。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以《憲法》、《物權法》、《文物保護法》、《刑法》、《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等為主體的文物法律框架，但是仍然存在著對文物保護的范圍、標準、具體執行措施的規定等一系列不明確的問題，需要修改和完善法律體系。民眾可以通過代表制間接參與立法和重大決策的形式來實現頂層設計的間接參與，也可以通過基層選舉、聽證質詢、政治協商、信訪訴求等方式實現直接參與。

    三是傳統載體和新興載體相結合。新媒體時代呼喚文物宣傳工作必須與時俱進。[4]近年來，隨著網絡媒體和論壇、博客、微博等新型傳播手段的出現，為社會參與提供了更大空間。同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介相比，新媒體傳播速度迅捷，傳播主體多元，互動性強。通過提升運用新媒體，可以解決社會參與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還能提供知識普及、輿論引導、公民意見表達、溝通的途徑。

    四是個體層面參與和集體層面參與相結合。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學術科研機構、咨詢智囊組織、民間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和利益團體是社會參與中的重要單元，各組織及團體相互協作有助于形成社會壓力群體，增強社會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有助于社情民意的上傳下達，增強社會參與效能，有助于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利益的合理表達，確保社會參與的有序化。[5]

    參考文獻：

    [1]張玉靜《基層業余文物保護員隊伍建設芻議》，《學術理論與探索》， 2013年第4期。

    [2]龐利軍《淺析營造全民文物保護的社會氛圍》，《建筑與文化》，2013年第11期。

    [3][5]柳拯, 劉東升《社會參與，中國社會建設的基礎性力量》，《廣東工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4]單霽翔《在全國文物宣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1年10月。

    （作者系常州市文物保護管理中心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