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國百年以來一直試圖學習西方，但反觀民族自身深厚的文化積淀，從中獲得精神和思想的養分，似乎更為重要。在中國開始急速成長為“世界工廠”的今天，《天工開物》穿越了近400年的時空，其所體現的東方自然觀和技術觀，應該再次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重視。

　　——黃永松(臺灣)

　　《六個字母的解法》把目光鎖定在納博科夫的劍橋求學時期，囊括了20世紀初期李約瑟、貝爾納、沃丁頓、普利斯特利、奧威爾、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蕭乾等，一群彼此獨立又相互交集的劍橋名士，被“六個字母”串連成網。

　　——董秀玉(北京)

　　黃永松：

　　剛剛過去的周末，海峽兩岸的文化名家黃永松和董秀玉聯袂來到了成都，在成都方所就“民間文化和藝術的守望與復興”話題展開對談。一位是臺灣《漢聲》雜志創辦人，一位是《三聯生活周刊》創始人，兩位出版界大腕最近在讀什么書？來聽聽他們的分享。

　　黃永松：

　　《天工開物》是一部埋沒了300年的偉大著作

　　應再次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重視

　　72歲的黃永松，滿頭銀發，神采奕奕。穿著寬大的土布對開襟長衫侃侃而談。這位謙和的老先生，創辦《漢聲》雜志四十余年，是臺灣編輯界教父級人物。直到現在，他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工作。

　　黃永松說，讀書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為工作的關系，他更偏好民族類、古籍類的圖書，“從墨子到老子，再到管仲，這些古籍是必讀的，反而西方著作讀得少些。”黃永松笑瞇瞇地說起個人的閱讀喜好，“野史讀來頗為有趣，各地的地方志也不能錯過。”

　　長期從事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的黃永松，對明代著作《天工開物》情有獨鐘。這部由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1637年出版的偉大著作，系統地記載了明代以前我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與經驗。“在明代，我們的GDP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們的創意產品、我們的品牌那個時候是全世界最好的。”

　　“1637年是很奇特的一年，這一年在東西方同時出版了影響人類的兩本書，但這兩本書的命運非常不同。1637年，歐洲近代哲學的奠基人、理性主義的奠基者笛卡爾，出版了《方法論》一書。這本書被認為是近代哲學的宣言書，樹立起了理性主義認識論的大旗。從笛卡爾的理性主義開始，西方完成以科學實踐為契機的產業技術革命，揭開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輝篇章，成就了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

　　遺憾的是，中國的《天工開物》問世三百年來卻沒有引起中國人足夠的重視，反倒是傳播后促進了日本和歐洲的發展。早在17世紀末，《天工開物》傳到了日本，作為日本生產技術的基礎圖書，在日本各藩的“植產興業”中被奉為指南。當時日本人往往苦于自身工藝技術的落后，無法生產和中國貨媲美的產品，得到《天工開物》，他們如獲至寶。

　　兩百年后，1837年，法國漢學家儒蓮把《天工開物·乃服》的蠶桑部分，加上《授時通考》的蠶桑篇，譯成了法文。“絲綢制品自古就是中國的優勢貿易產品，他們想要學習和突破。當時歐洲蠶桑技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經驗不足，導致生絲大量減產。《天工開物》提供了一整套關于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對歐洲蠶絲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黃永松看來，《天工開物》強調以民生日用為技藝的第一要素，這種重視民生日用和物品功能的思想正是藝術設計的出發點。百姓的日常生活所用就隱含著“道”，人的生存之道就是解決問題，能夠很好活下去，這里所謂的“道”，正是從事工業設計的設計家應該追求的。

　　“宋應星用‘天工開物’概括他的科學技術觀和天人合一的東方科學哲學觀，天工即巧用自然之力，開物即創造出人工之物。強調二者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但在開物的過程中則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必須合用人力與自然力二者來開發。”黃永松談道，“古老中國百年以來一直試圖學習西方，但反觀民族自身深厚的文化積淀，從中獲得精神和思想的養分，似乎更為重要。在中國開始急速成長為‘世界工廠’的今天，《天工開物》穿越了近400年的時空，其所體現的東方自然觀和技術觀，應該再次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重視。”

　　整理中國編結藝術 他命名推廣了“中國結”

　　近年來，“中國結”紅遍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征，而黃永松正是“中國結”的命名者。1980年，為整理中國傳統古老結藝，黃永松向無數的老奶奶學習編結法，從最常用的紐扣結、老床帳鉤下的結飾，到故宮珍藏的玉如意掛的結飾，發現中國流傳的結藝眾多，但非常零散，黃永松和同事們對此進行程式化的整理，將中國編結藝術總結成11種基本結，14種變化結，并總結將其命名為“中國結”，出版《中國結》系列叢書，從此“中國結”的名字傳遍全世界華人區。黃永松開心地說，“這是民間技藝結合傳統與發展最成功的例子。”黃永松近年踏遍大陸的偏僻村野，希望趕在現代化腳步未摧毀大量傳統民間文化之前，構建一座“中國傳統民間文化基因庫”。

　　董秀玉：

　　《六個字母》串聯起劍橋名士

　　用偵探小說形式寫成的學術研究

　　前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三聯生活周刊》創始人董秀玉，在圖書出版行業奮戰了50年，年過七旬，仍不舍離開，始終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看圖書業風云變幻。從三聯退休后，仍心系出版，精心策劃了楊絳先生的《我們仨》等圖書。說起自己的閱讀經驗，董秀玉謙虛地擺擺手說，“其實我的經驗并不足以推薦給讀者。”她笑稱自己“口味太雜，不成體系。”

　　作為出版人，多年來養成每天讀書兩三個小時的閱讀習慣，市面上的新書多半都會讀，類型題材涉獵廣泛，小說、傳記、學術著作，對類型沒有挑剔，比如歐陽江河的《鳳凰》、劉禾的《六個字母的解法》等都是她喜歡的作品。“最近正在讀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是本有趣的學者小說。”

　　《六個字母的解法》作者劉禾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六個字母的解法》中，六個字母是來自人名Nesbit，音譯為“奈思畢特”，他是納博科夫自傳中的化名人物。劉禾把目光鎖定在納博科夫的劍橋求學時期，囊括了20世紀初期李約瑟、貝爾納、沃丁頓、普利斯特利、奧威爾、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蕭乾等，一群彼此獨立又相互交集的劍橋名士，被“六個字母”串連成網。書的氛圍懸疑推理，但并不跌宕緊張。既像懸疑小說，又似親切的散文。從創作手法上來說，是一項文學實驗。《六個字母的解法》在主體構架上采用了偵探小說的形式，但它本質上仍是學術研究，作者不時穿插其中的文學觀點則又帶著隨筆的風格。這種新穎的寫作方法既保留了學術研究的嚴謹求真的要求，同時克服了傳統學術著作的枯燥乏味，尤其對于學術圈外人，更是大大提升了作品的閱讀興趣。

　　雖然對內容沒有挑剔，但她對閱讀的媒介卻有著偏好，她表示，一向只喜歡讀紙質書：“紙質書更適合思考，而電子書總是讀了也記不住。”多年的出版人生涯，讓董秀玉對圖書的裝幀也十分重視，曾要求手下的美編通讀全稿才著手裝幀設計。“這是對作者最好的服務，也讓讀者舍不得不買。”她笑說，當然裝幀的風格要符合書的情感、內容、溫度。浸淫圖書行業50年的董秀玉，曾說編輯是值得做一輩子的職業，“因為每一本書都是新的，總能收獲新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