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保護問題和霧霾問題一樣，值得全社會關注。”今年兩會上，當被問及非遺保護問題時，全國政協委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田青如是說。

    田青向記者展示了他手機里保存的一段視頻，視頻是他今年春節期間前往陜北基層考察的見聞：一個村莊偌大的戲臺上，演員賣力地表演當地傳統戲曲，臺下卻空無一人。據他介紹，這個村莊正在空巢化，年輕人紛紛進入城市，留守的當地人更愿意待在電視和電腦前。“這讓我感到很蒼涼。”田青說。

    田青的話道出了我國日漸加速的城鎮化過程中非遺保護面臨的重大問題：產生和滋養非遺的傳統文化土壤正在慢慢消失。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顯示，1978年至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預計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

    加快發展的城鎮化建設對非遺的影響是非常直觀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透露，地方戲曲劇種已由50年前的360余種減少到今天的200余種，能夠看到舞臺演出的只有80余種；很多傳統手工技藝類項目后繼無人的狀況比較普遍。“有些非遺項目處于停滯甚至萎縮狀態，比如年畫。”王文章說。

    此外，城鎮化進程中的“快速致富”念頭也影響了一批傳承人和從業者。有些從業者迫于經濟壓力，為降低成本，以現代材料代替傳統材料，以機器生產代替手工技藝，甚至為了經濟效益而盲目開發，王文章稱之為“建設性破壞”。

    “城鎮化和非遺保護之間的矛盾肯定是有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認為，在城鎮化“動手”之前，先要對文化進行全面研究。“文化保護不是那么簡單的，保護什么，怎么保護，一定得搞清楚。”馮驥才說。

    按照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朱曉進的觀點，城鎮化進程是可以和非遺保護攜手而行的，因為非遺的傳承和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而城鎮化也是以人為中心的。“非遺是人們的精神寄托，人們從平地住進高樓，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文化生態也有變化。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非遺來緩和人們的情感，維系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朱曉進如此闡述非遺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農民不僅要身體進城，還要心靈進城。”

    這一點和馮驥才的觀點不謀而合：非遺保護應該由處在該文化生態中的人自己來保護，因此喚起人們對文化保護的自覺是最重要的。此外，如何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讓非遺和其他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活起來，成為一種可以被活化、被利用的資源，也是一些政協委員思考的重點。

    政協委員們的以上觀點已有先例。比如，武漢漢陽的漁民雖然“洗腳上岸”住進了樓房，但是在社區內建設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園，使得祖輩傳承的漢陽高龍和其他非遺項目有了傳承的空間和土壤。再比如，約2萬人的蘇州市鎮湖鎮，有8000位繡娘在從事刺繡工作，此外還有3000人左右在從事與刺繡相關的產業服務工作。

    由此看來，城鎮化建設和非遺保護并非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關鍵在于，如何讓非遺有存在的土壤。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分享了滬劇由曾經的一度危機到如今重煥生機的經驗。

    “人才培養不能停，同時要培養年輕的觀眾。”茅善玉說，“在堅持招收滬劇班學生的同時，我們非常重視滬劇進校園，每次都派最好的演員，演最出名的戲，比如《雷雨》，讓學生們了解滬劇之美。”同時，上海滬劇院還和近10所小學達成合作，每周都開設滬劇興趣班。“我在演出中發現，臺下黑頭發的觀眾正在慢慢變多。”茅善玉說。

    盡管如此，一些委員還是認為，很多非遺在城鎮化過程中擺脫不了消失的命運。田青用一個比喻形容了非遺“生老病死”的過程，“就像你的父母，老了、病了，得了不治之癥了，醫生也告訴你老人都90歲了，你怎么辦？生老病死就不治了？也不會。你總要盡孝心，以最大的努力來搶救你的父母。我們的文化遺產和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有這份感情。所以當我看到一個劇場里，演員賣力地唱，臺下空空蕩蕩的時候，我就像看見自己的父母躺在病床上。”

    田青也提出了面對“重病老人”的治療方法：一是盡最大努力為非遺找最好的“醫院”和“藥”；二是讓躺在病床上的非遺有活下來的愿望；三是期盼社會有一些“新發明”來保護非遺；四是制度的保障要到位。他認為，只有在這四個方面一起努力，才會有比較好的保護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經過數年努力，我國非遺保護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去年8月，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副司長馬盛德透露，文化部將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出臺《關于加強城鎮化進程中非遺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加強對城鎮化進程中非遺保護工作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