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僅存的中和門（起義門） 資料圖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宣告了腐敗清王朝的覆亡。從此，辛亥革命敢為天下先、振興鄉邦的首義精神一直流淌在荊楚兒女的血脈里，同時也熔鑄在一個個地名中——

    辛亥革命震撼世界。為了紀念這一偉大的歷史時期，追念逝人，武漢以首義事件命名了一系列地名，打造首義文化區。這些包含著幾代人記憶的地名，也成為承載首義精神的文化符號。

首義地名里的史學情懷

    “對于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還是去古未遠的歷史事件，許多人與事似乎并不遙遠，甚至伸手可及。”歷史學家馮天瑜用感性的語言述說著與首義地名的淵源。

    馮天瑜回憶，他在武昌實驗小學接受啟蒙，與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舊址隔湖相望，維新志士唐才常，辛亥風云人物黃興、劉成禺、曹亞伯、田桐等都從這里走出。念初中時，馮天瑜每天都要經過蛇山腳下的黃克強塑像、蛇山頭聳立的奧略樓（時稱黃鶴樓），穿越曾是清朝藩署的司門口，再通過“唯楚有材”牌樓，抵達曾為清代貢院的實驗中學。在華中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念高中時，他上學與放學皆行走于彭劉楊路，盤桓于閱馬場，流連于湖北軍政府舊址、孫中山塑像、黃興授將紀念碑之間。

    有空的時候，他還會去紫陽湖公園看看，路過湖北省總工會，走到院內，參觀兩幢二層磚木結構樓房——當年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的營房，首義第一槍就在這里打響。馮天瑜稱，武昌城僅存的中和門（起義門），也是他少時常去的，那城門正是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浮雕描摹的原型。而城門旁邊的楚望臺，曾是清末全國最大的軍械庫之一，也是武昌起義的士兵首先攻占的重要軍事設施。

    武漢有一系列地名是以辛亥革命領袖命名的。比如，武昌中山路和漢口中山大道皆是以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中華民國”締造者孫中山來冠名。黎黃陂路以辛亥首義都督黎元洪來命名。而黃興路和蔡鍔路等都是以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和護衛者來取名。

    “也許是自幼感受頗深，使我形成對辛亥首義的特殊情懷，驅使自己從致力史學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這段壯烈而又曲折的歷史。”辛亥革命“首義之區”的人、事、物，在馮天瑜的心靈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學成后，這些“現場感”又成為他揮之不去的情結，繼而成為他創作辛亥首義史的原動力。

紅色地名里的英雄歲月

    首義之城的地名與文化不僅僅包括辛亥革命，無論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是抗戰時期，革命的精神同樣熠熠生輝。

    江岸區鄱陽街道139號（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有一幢20世紀20年代初建造的三層西式公寓。游人遠遠望去，就能看見門楣上有一塊紅色橫匾，上面是鄧小平題寫的“八七會議會址”六個鎦金大字，講述著那段星火燎原的歲月。

    紅色的火種在武漢抗戰時期得到延續傳承。

    1938年，武漢人民奮起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進攻。在戰火紛飛的武漢會戰中，浴血護衛中華的義士不斷涌現。

    “舍身成仁同歸盡，壯烈犧牲鬼神氣。”武漢“4·29空戰”中，年僅22歲的飛行員陳懷民駕機撞向敵機，用生命在長空劃下一道抗擊外敵、至死不渝的革命長虹。

    “我愛你們，但更愛我們的國家。”途經武漢，國民革命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對兒女們語重心長地說。戰場上，年僅39歲的郝夢齡，面對敵人強攻，他毫無懼色，親臨前線指揮，最后血染疆場。

    “一定要死守陣地，沒有子彈，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頭砸，最后用牙咬，要堅持與敵人血戰到底。”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就義前對身邊將士下達命令。

    武漢的陳懷民路、郝夢齡路、張自忠路等冠以的是一個個抗戰英雄的名字，紀念的是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

保護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義精神

    武昌城頭的槍聲已離我們遠去，勝利街前的硝煙吹散了，歷史的車輪走過百余年。然而，站在歷史的潮頭，武漢人更加注重地名文化的保護，因為人們深知：保護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義精神，就是為復興大武漢提供精神動力。

    “但凡地名，都會包含有文化信息，老地名更是如此。地名不僅僅是地方的代稱，還是地方文化載體之一。一個能夠長遠流傳的地名，總會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注入較多的文化含量。”武漢市方志研究專家董玉梅認為，有的地方人物雖然消失了，但文化精神還在地名中留存，我們可以從地名中尋找城市的過去，啟迪城市發展的未來。

    江漢大學教授涂文學認為，“敢為天下先”不僅是首義精神的精髓，更是楚人開拓創新、創造奇跡的一面大旗。如今，長江之濱，蛇山之下，武昌辛亥革命紅樓旗幟依舊飄揚，并成為弘揚首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民國之門”前的孫中山銅人像如一個歲月老人俯瞰江城，見證著這座有著革命精神的城市在復興之路上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