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青花海水白龍紋扁壺（本報記者 李韻攝）
 

 
宮中春色資料圖片

 

八仙呂洞賓彩衣（本報記者 李韻攝）

 
    1943年，趁著重慶冬季霧天沒有日機轟炸，故宮博物院決定在重慶市區(qū)兩路口舉辦一次短期展覽。在糧食部門任“專員”的29歲的朱家溍被故宮借調(diào)過去當臨時工。這件事讓朱家溍空前高興。受家庭影響，朱家溍從幼年時期就對金石書畫耳濡目染，可畢業(yè)后卻干了跟興趣完全不相干的工作。這次短期展覽讓他跟文物“重續(xù)前緣”，更讓他跟故宮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三年后，朱家溍正式進入故宮工作，一干就是57年。朱家溍在故宮57年的工作，不僅是工作，更是一代故宮人對文博事業(yè)的堅守。

    20世紀30年代，故宮“易培基盜寶案”曾轟動一時。當時法院封存了經(jīng)所謂“專家”鑒定后確認的一大批假古董、假字畫。1949年，朱家溍建議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撕掉封條，開箱看看。開箱后，朱家溍逐件查驗，發(fā)現(xiàn)其中宋徽宗的《聽琴圖》和馬麟的《層疊冰綃圖》并非贗品，而堪稱珍品。這一“偶然的小事”，讓《聽琴圖》和《層疊冰綃圖》自此成為鐘粹宮繪畫陳列室的主要展品。

    當時，案子已是陳年往事，開箱自無障礙，但誰都知道“易培基盜寶案”是由于派系斗爭釀成的冤案，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沾染。可在朱家溍那里，對真相的探求和對故宮藏品鑒定的嚴謹，讓他敢于不顧當時的“禁忌”。

    在研究和鑒定中，朱家溍所依靠的不僅是經(jīng)驗閱歷，更是史料、檔案和實地調(diào)查。曾有不少年輕人跟朱家溍請教研究方法，朱家溍讓他們先看器物，從器物出發(fā)去尋找文獻，然后再從文獻上的描述來印證器物，不要迷信別人看到的，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發(fā)現(xiàn)別人沒有發(fā)現(xiàn)的或是將別人沒有講的細節(jié)記錄下來。

    1950年，朱家溍接到了一項突擊性的工作——為配合全國戲曲工作者會議，要在故宮舉辦“清代戲曲史料展”，要求按照清代內(nèi)廷演戲的實際情況，對戲曲服飾、劇本等進行原狀陳列。

    原狀陳列當然是最貼近觀眾、最能夠為觀眾傳達歷史信息的展覽形式，但如何才能實現(xiàn)“原狀陳列”卻是一件難事。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朱家溍開始進行檔案查閱工作，試圖從塵封的清宮檔案中尋得當年故宮的陳列原狀。不僅如此，他還專門訪問了當年曾在故宮暢音閣戲臺上演過戲的王瑤卿等老演員、曾經(jīng)現(xiàn)場看過戲的載濤等觀眾，以及曾在故宮里伺候過太后和皇帝聽戲的耿進喜等老太監(jiān)。采訪所獲得的資料遠遠超過了“清代戲曲資料展”的范圍，這些當事人的回憶，對已有檔案文書的記載或印證，或補缺，或糾正，澄清了清代宮廷生活的諸多細節(jié)。

    “這奠定了父親從事博物館工作的大方向，即據(jù)史用檔，以檔證史，檔史結(jié)合。”朱家溍的女兒朱傳榮說，“不管是陳列還是研究，不管是對古代器物的鑒定，還是對工藝美術(shù)史的探討，父親都始終堅持上述原則。”

    為了獲得史料和檔案，從1946年正式進入故宮工作到去世前，朱家溍的檔案查閱和抄錄工作從未停止。在朱傳榮的記憶中，“父親有工夫就去抄檔案”。朱家溍究竟抄錄了多少檔案，連朱傳榮也記不清了，她只記得，從小就常常看見朱家溍抄錄的檔案。長期研究明、清宮廷檔案資料，讓朱家溍對故宮的方方面面如數(shù)家珍。他根據(jù)自己的研究寫成了《故宮退食錄》一書，內(nèi)容涵蓋書法、繪畫、碑帖、琺瑯彩瓷器、漆器、木器、圖書、古硯、古建筑、明清室內(nèi)裝修陳設(shè)等，深受讀者歡迎。

    “文物專家、清史專家、戲曲研究專家……”深厚的專業(yè)造詣，讓朱家溍成為文博方面的著名專家。可他始終認為外界給予他的各種稱呼是不恰當?shù)模�他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稱職的博物館工作者”。

    “外人可能覺得是謙虛，可作為他的女兒，我知道那是他的真心話，我也贊同他對自己的定位。”朱傳榮說，“博物館工作的性質(zhì)就是一個‘博’字——豐富性和無法預(yù)料性，這就要求干這一行的人，遇到問題就得到書中查，到檔案中查，到知情人那里問，除此之外，別無快捷方式，父親的一生干的正是一個博物館人應(yīng)當干的工作。”

    （本報記者 韓業(y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