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和文物保護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但有著相似的任務。醫學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延長人類壽命的科學。文物保護學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延長文物壽命，保存文物信息，延續文物價值的一門科學，文物保護工作者又被稱為文物醫生。現代醫學經過近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十分繁榮，而我國現代文物保護卻僅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鑒醫學發展的經驗，建設文物自己的“醫療”體系。

 

　　現代醫學從傳統醫學脫胎時，首先擺脫了偶然性和經驗性的模糊醫療，從宏觀的器官組織到微觀的細胞分子，研究內容不斷深入。從個體醫療到群體醫療，研究對象不斷擴展，再到現在病理、藥理、免疫和臨床等領域蓬勃發展。文物的“醫療”體系也需要從點到面、由表及里的擴展。

 

　　我國文物保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但直到近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物保護才逐漸走向科學化。1947 年國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對殷墟出土的青銅器進行元素分析，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對文物材質進行分析，現在很多無損分析方法，例如X 射線熒光光譜分析法，確保了文物分析可以進行到原子水平。除此之外，文物的形象觀察等也是文物分析的必要部分。1977 年，上海博物館通過X 光照相技術鑒定所征集的《上虞帖》，觀察到滲入紙張纖維組織內部的印章朱砂痕跡以及其他的歷史藝術直觀信息。不再是以往只記錄長寬高、早中晚和石銅鐵等因素的情況。目前，我國國內已經有大量文物的行業標準，涵蓋了各個領域，這為文物的分類集群保護提供了保證。

 

　　文物的“病理研究”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工作，文物從制成使用到埋藏再到出土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不僅僅是文物本身會劣化，溫度、濕度和光照等因素的變化也會對其造成傷害，當然，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文物損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單因素對文物的影響，但多因素的綜合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敦煌莫高窟壁畫上的鉛丹（紅色顏料）變黑是由自然保存過程中的多種因素造成的，但在研究過程中卻因多因素的復雜而無法模擬出變黑的過程。

 

　　文物的“藥理學研究”是一個重點。文物出現病變后，常用的方法就是施加保護材料，以達到加固、緩蝕等目的。這類保護材料有很多，但工作原理完全清楚的材料卻很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憑經驗選擇效果好且副作用小的保護材料，卻無法從源頭上根治病害。和醫學的規范用藥相比，文物保護材料的藥理學才剛剛起步。

 

　　我國文物眾多，但文物從業者少，尤其是文物保護專業人才更少。面對五千年歷史和漫長的史前文明遺留下來的無數珍寶，專業人才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提高文物保護的效率顯得尤為重要。要提高文物保護的效率，就要明確防患于未然的意識。而控制環境因素穩定，使環境保持在對文物有利的狀態，將大大減少文物修復保護的工作量，起到預防的效果。

 

　　文物保護工作分為研究和操作兩個部分，所謂的操作類似于臨床醫學。國內高校培養的文物保護領域的學生大部分都是研究型人才或復合型人才，即使專業學位研究生，在實際操作方面也缺乏足夠的經驗。而研究成果變為生產力應用在文物上的轉化率低，造成效率低下的狀況。也許未來，文物保護人才的合格標準是科學研究和實際操作的雙高水平。

 

　　隨著科技的發展，目前很多領域面臨著數據化的機遇和挑戰。習慣手寫藥方的醫生，現在也需要適應計算機的應用。而將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應用在文物領域，首先應該給文物一個明確的身份，一個特有的身份證號，做到實名醫療，能在對文物進行治療時，查詢到其體檢情況、既往病史、治療史甚至是過敏藥品等。

 

　　我國現代文物保護事業才走過幾十個春秋，作為新興的交叉應用學科，文物保護逐步從應用走向研究，從落后走向前沿。我們需要不斷向其他領域學習，緊跟時代腳步、追隨科技步伐，將文物的“醫療”體系建設得更加完備，將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得更好，在當代建功，為后世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