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港舊影



中國第一座海灣大石橋洛陽橋（原名萬安橋），素有“海內第一橋”之譽，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構橋，始造于北宋。明代商人李五曾出資重修洛陽橋。

一

　　絲綢之路，什么路？商路。

　　泉州晉江安海（安平）出安平商人，和徽商齊名。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經商貿易。隨著泉州海外交通的發展，安海成為貿易重鎮，許多安海商人出海經商。然而，歷史上關于他們的記載卻很少。我們翻閱史書，遍查典籍，找到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泉州千年歷史上的八大商人，他們是：唐朝的林鑾，南宋的黃護，明中期的李五，明末的鄭芝龍、鄭成功，清末的伍秉鑒，清末民初的黃秀烺，民國的陳清機。一條堅韌的千年海上絲綢之路商業鏈，始終沒有被掐斷，中間還穿透了明清五百年海禁。

　　泉州的刺桐古港，不是孤零零的一個港，它是一個古港群。離它50里地有一個它的支港或分港安海港（也稱安平港）。還有一種說法，泉州港分北港、南港，北港刺桐港（后渚港），南港安海港。我們發現，這些大商人竟然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港安海港，如林鑾、黃護、鄭芝龍、鄭成功、黃秀烺、陳清機；伍秉鑒也是籍貫安海。李五的家在北港和南港之間，他走海運肯定和南北港都有關系。

　　明朝寫到安平商人的有兩部書：何喬遠的《鏡山全集》和李光縉的《景璧集》。

　　何遠橋《鏡山全集》記載：“兩京、臨清、蘇、杭間，多徽州、安平之人。”又說：“安平一鎮盡海頭，經商行賈，力于徽歙，入海而貿夷，差強貲用。”

　　李光縉《景璧集》載：“安平人喜賈，賈吳越以錦歸；賈大洋以金歸。”

　　李光縉已經有相當清醒的商業意識：“賈之為道，其斗捷可策權變，其周游可渡地形，其決斷通乎行法，其奇勝合乎用兵。大用之富其國，小用之饒其家。此千役萬仆之能，太史公所以稱為當世千里中之賢也。”

　　中國封建王朝重農輕商，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上層對商人側目而視，謂之“無商不奸”“為富不仁”。故而，造成了商人在歷史上的失語，即他們的商人身份被掩蓋了，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被忽視了。如林鑾藏在一個地名“林鑾渡”里邊，藏在傳說里；鄭芝龍藏在“海盜”里邊，鄭成功藏在“民族英雄”里邊；伍秉鑒“藏”在異地，只留下一個籍貫；而黃護、李五，則是半藏半露留在鄉賢里邊；黃秀烺和陳清機離得近一點，人們也只知道一個墓群（古檗山莊）和一條公路（泉安公路，近安海處有座清機橋）。宋朝黃護的墓是因為郭沫若的詩而成為文物得到保護，而伍秉鑒的后人直到近年才來安海認祖。我們在地方志，如《安海志》，以及有關鄭芝龍、鄭成功的著作，如《臺灣外志》的縫隙里，才找到他們商業活動的足跡。

　　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郭沫若。半個多世紀前，具體地說就是1962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到安海尋訪鄭成功的史跡，他明確指出，鄭成功是一個大商人。郭沫若站在安平橋上，留下一首詩：“五里橋成陸上橋，鄭藩舊邸蹤全消。英雄氣魄垂千古，勞動精神漾九霄。不信君謨真夢醋，愛看明儼偶題糕。復臺得意誰能識，開辟荊榛第一條。”

　　當時的人不懂得鄭成功，也不懂得郭沫若。說鄭成功是民族英雄多好，說他是大商人不等于是往他臉上抹黑？

　　安海較早萌生研究古港的意識，他們請一批專家來開了一次研討會，還出了一部書：《安海港文史研究資料匯集》。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會上有專家說，鄭芝龍是海商初期的代表人物，鄭成功是海商成熟期的代表人物。可惜，討論戛然而止。討論內容只放在安海港這個平臺上，沒能放到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第一大港”這個更大的平臺上討論。同時，有權威人士對安平商人做了總結：“第一，缺少歐洲商人的冒險精神，沒有開辟新天地的宏愿，落點是以收為主；第二，不與官僚勾結就難以生存；第三，與族親勢力有扯不斷的關系；第四，農賈兼業，以農為本。”我懷疑他忽視了鄭氏父子，特別是作為商人的鄭成功。應該不會認為鄭氏父子“沒有開辟新天地的宏愿”吧？或許他們是依據了何喬遠的《鏡山全集》和李光縉《景璧集》得出的結論？然而，鄭芝龍安平鄭府落成是1630年，李光縉（1549—1623）和何喬遠（1558—1631）都來不及了解鄭芝龍。鄭氏父子是明末最大的安平商人，研究安平商人而忽視他們，我認定這是后世史家的疏漏。

二

　　八大商人，到底有多大？

　　2000年，《華爾街報》評出1001—2000年世界50巨富，這其中就有伍秉鑒。他是廣州十三行之首，大到世界首富。

　　伍秉鑒的錢是有數的，有的人的財富是無法計算的，這里說的是鄭氏父子。

　　鄭芝龍“富可敵國，澤及八閩”。時人黃獻臣說鄭芝龍：“胸羅十萬甲兵，氣吞八九云夢，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十余年養兵，不費公家一粒，四五郡凋疲，全資搬運諸艘……”福建3年大旱，他“一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把幾萬災民送到臺灣開荒。剿海盜，戰荷蘭，成赫赫有名的海上霸王。鄭成功也是養兵20萬，能北伐，兵敗后還能東征驅逐荷夷收復臺灣。靠什么？就靠經商靠海上貿易。據載，鄭芝龍除了“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佛齊等國”（《明季北略》），還三次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訂商約，進行貿易，得利的具體數字不詳，但肯定不在小量。按楊彥杰的估計，后來繼承父業繼續從事海上貿易的鄭成功，每年利潤額平均在250萬兩。如果按這個數字計，那么，鄭芝龍的海上貿易所得利潤（以25年計），當在6000萬兩以上。

　　八大商人在建造、完善和保護海上絲綢之路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林鑾是唐朝大商人，從圍頭到東石澳造了7座石塔導航，把東南亞和潮汕的商船引入安海港。“其一曰立象塔，屹立于圍頭澳上，外海船舶至圍頭，循塔標繞獨石西行以入丙洲灣。其二曰西資塔，引舟入蔡家涯、肖家港。其三曰西港鳳鳴塔，引舟至八豎石，入林厝港。其四為劉氏塔（塔頭）與其五之石菌塔，遙相對峙，引舟以入海門。其六為錢店塔，引舟入李家港、涂家涯。其七為鍾厝塔（埔頭），引舟入東石澳以至安海港口。”石塔如今已經無處找尋，只留下一個地名：林鑾渡，但仍然讓人想起海上絲綢之路初始時期，時人不只看到腳下的土地，他們望向大海，“以海為田”。

　　宋朝黃護捐資倡建安平橋，明朝李五重修洛陽橋。這兩座橋如今都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平橋橋長5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海上大石橋。洛陽橋是中國古代四大名橋之一。兩座古橋讓人不禁想象“東方第一大港”的往昔繁盛。

　　泉州江海古橋有鮮明的海絲特色。王十朋詩《筍江橋》：“……莫將風月比揚州，二十四橋真蠢蠢……世無剛者橋豈成，名與萬安同不泯。”萬安即洛陽橋。趙令衿詩《安平橋》：“……玉梁千尺天投虹，直檻橫欄翔虛空。馬輿安行商旅通，千秋控帶海若宮……”

　　宋元時泉州修橋不是為了觀賞風光，而是用于商旅。洛陽橋、安平橋橫跨泉州的北港和南港，全都出于海上絲綢之路的需要。

　　明末鄭芝龍開辟從安海到日本長崎的航線。

　　民國陳清機發起建設福建第一條公路——泉安公路，拉近安海港和泉州港的距離。

　　黃秀烺和陳清機離我們比較近，他們生活在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的年代，黃秀烺留下的古檗山莊里邊，有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熱心公益”的題字和各種名人題字，背后會有很多故事。關于陳清機的記載比較多，也比較具體：他要改造安海街，想把窄窄的安海街拓成三丈六寬，遭到豪門大戶的反對，理由是街上行人都是肩挑手推，用不著那么寬，最終只拓成一丈二。陳清機又建泉安公路，從安平橋頭起始，50里，直抵泉州。這是福建省第一條民辦公路。他讓新的交通工具汽車代替肩挑手推，推開了新時代的大門。

　　八大商人，全是大氣魄、大境界之人。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富國，讓人痛心疾首的貧窮落后都是短暫的。就是在清末、民國衰敗時期，還出了被傳為世界首富的伍秉鑒和宋子文。在東西方往來的歷史里，都是西方到東方來尋找財富，東方到西方尋找精神。中國人經商是高智商活動，八大商人身上都閃爍著東方財富的光芒。

三

　　海絲八大商人，我重點解剖兩個人：鄭芝龍、伍秉鑒。安平這兩個歷史身影，一個來，一個走。鄭芝龍為什么來安平，伍秉鑒為什么離開安平，往深里想原因是一樣的。來和走，都是在尋找，他們最終找到同樣的東西。明清海禁，都只剩一個口岸。明末，在安平，鄭芝龍找到它，抓住它。清末，在廣州，伍秉鑒找到它，抓住它。當然，伍秉鑒是祖輩就已經離開安平，這是一個家族的潛意識。鄭芝龍、鄭成功之后，清王朝在臺灣海峽繼續實行海禁，安平這個開放的口岸被封閉起來了，這是伍秉鑒祖輩離開安平的直接原因。

　　這兩個人有著驚人的相似：都和安平有關，都生在明清海禁年間，都控制了那個僅有的對外口岸，都富可敵國。兩個人都面對一場東西方戰爭：明末，和荷蘭殖民者的海峽戰爭；清末，和英國殖民者的鴉片戰爭。當然，他們又有很大的差別，尤其是面對西方殖民者，一個強硬，一個軟弱；一個揚眉吐氣，一個喪權辱國。所以，就有一個強烈的對比：鄭芝龍打敗荷蘭而后富可敵國，伍秉鑒富可敵國而后中國被英國殖民者打敗。這是個人命運，也是歷史命運。這兩個人事業上的成功再次證明我們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延續千年的商業鏈的堅韌度。困獸猶斗，就是在海禁的年月，他們也要鑿通這條海上絲綢之路。

　　現在都知道鄭芝龍開發臺灣，鄭成功驅逐荷夷收復臺灣，之后施瑯平臺留臺。由此中國控制了臺灣海峽，有了初步的海權意識。只要打開國門，起點順風順水，海上絲綢之路就能暢通無阻。

　　（許謀清，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多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