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芳 西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歷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特聘研究員。甘肅省政府參事、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長期從事西北漢簡的整理研究，目前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懸泉漢簡整理研究》。

 

 

絲綢之路在甘肅境內

 

 

懸泉漢筒
 

　　演講人：張德芳 演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 演講時間：二0一六年六月

　　20世紀90年代初，在甘肅河西走廊的敦煌發現了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時代最早的郵驛機構的遺址——懸泉置遺址。由于遺址中出土了35000多枚漢簡和數以萬計的其他文物，被分別評為“八五”期間和當年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由于遺址的位置及其展現的歷史功能，曾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也由于出土物的豐富尤其是30000多枚漢簡的出土，對我們重新認識絲綢之路和歐亞大陸的世界具有重要意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4年6月22日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下面就懸泉置遺址和懸泉漢簡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一些介紹，供大家在當今“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研究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作以參考。

　　懸泉置遺址和懸泉漢簡

　　懸泉置遺址的位置坐落在甘肅西部瓜州縣和敦煌市交界處，在瓜敦公路南側1000米的山丘底下。遺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脈火焰山，山澗有泉水流出，名曰懸泉水，經年不斷。懸泉置即由此得名。遺址的院落、房屋、馬廄等均為漢代遺存，但塢院的西南角壓一烽墩，屬魏晉遺存，故遺址的時代總體上屬漢晉時期。根據《元和郡縣圖志》和敦煌卷子的記載，到了唐代，還稱此地為懸泉水，并有懸泉驛、懸泉鎮、懸泉鄉的設置。

　　該遺址是一個50米×50米的正方形院落，總共2500平方米，院門東開。院內有27間大小不等的房屋供人居住和辦公。院落南墻外有專門養馬拴馬的馬廄。出土的漢簡，有字者23000余枚，現在整理編號者18000枚左右。另有竹木漆器、草編器、皮革、絲織器、毛麻織品等用品6000余件，鐵器類生產工具230余件，各類陶器陶片30000余件。

　　史書中關于“廄置”、“傳置”、“騎置”、“郵置”的名稱多有記載，如《史記·田儋列傳》有“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漢書·文帝紀》有“太仆見馬遺財足，余皆以給傳置。”《漢書·西域傳》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后漢書·西域傳》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如果再往前追溯，“置”的出現還可追溯到春秋戰國孔、孟的時代。《孟子·公孫丑上》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孟子引述的是孔子的語言，可見，“置”的出現，最晚也在春秋時代。但“置”是一種什么樣的機構？它的建置、分布、規模、格局、人員編制、車馬數量、管理體制、功能作用，以及它在國家社會中的角色，在懸泉置遺址發現以前，我們幾乎知道得很少。而懸泉置卻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古代驛置機構的完整形象，再加上大量的漢簡和出土文物，從宏觀到微觀，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的細節，都得以生動地揭示出來。從下到上、從地方到朝廷、從邊疆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通過解剖麻雀，使我們對遙遠的過去有了新的認知。

　　根據漢簡的記載，懸泉置隸屬于敦煌郡效谷縣，全稱應是“效谷縣懸泉置”。人員定額有官卒徒御37人，有員馬40匹，傳車10～15輛。除養馬外還飼養一定數量的牛，有牛車5輛。主要工作一是傳遞公文信件，也包括私人郵寄的信函和物品，二是接待東來西往的官員和行旅。每當朝廷用兵西部，皇帝的詔書、朝廷的緊急公文以及出征將士的軍情急報，也都經過懸泉置傳送。在接待任務方面，不僅朝廷官員出使西域、公主出嫁和親，而且西域各國包括中亞、西亞、南亞次大陸有關地區和國家前來中原進貢、受封、覲見、通使，都要在此歇腳、吃飯。像這樣的驛置機構在當時的敦煌郡共有9座，依次是淵泉置、廣至置、效谷置、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龍勒置（可能還有玉門置和冥安置）。每個置相距30公里，從東到西一線排開，承擔了上述接待和傳遞任務。

　　總的說，懸泉置地處交通要道，它所承擔的任務又是傳遞文件和接送使者，所以懸泉漢簡的記載幾乎都與中西交通密切相關。不光懸泉漢簡如此，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河西漢簡和新疆出土的所有漢簡，無不如此，都是我們研究絲綢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資料。

　　懸泉漢簡中的西域及漢朝與西域的關系

　　歷史上狹義的西域主要指陽關以西到蔥嶺以東，昆侖山以北到巴爾喀什湖以南，大約有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這里，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已有多處發現。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遺址遺物更是廣泛分布。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200年這段時間里，東西方人種、文化、語言在這里交融、碰撞，為匈奴和漢朝的勢力進入此地準備了廣闊的社會背景。

　　關于漢與西域諸國的關系，史書上對一些大的事件、人物都有總括性的記載，但大多缺乏具體細節的描述，而漢簡的記載卻從細處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比如關于日逐王降漢，史書記載得比較籠統，但漢簡的記載就有許多過去所不了解的細節。當時由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和御史大夫丙吉發布文件，派人專程到敦煌、酒泉迎接日逐王。就連日逐王路過敦煌時，敦煌地方當局派出多少人送迎，吃過幾頓飯，甚至從敦煌到冥安的路上累死一匹馬的事，也有記載。日逐王降漢，是漢朝經營西域的重大歷史事件。其后的連鎖反應就是西域都護的設置，“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漢書·西域傳》）從而結束了匈奴對西域一百多年的統治，改變了西域的歷史走向，成為影響中國和世界的標志性事件。從這個角度看，漢簡作為原始記載的第一手資料提供的佐證就顯得極其重要。

　　西域五十五國中，有四十八國屬都護管轄，其中南道十七國，中道十五國，北道十六國。另有七國，在今中亞、西亞和南亞地區，“不屬都護”。

　　先說南道諸國。《漢書》說“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說的是昆侖山以北，塔里木盆地南緣。在這條通道上，懸泉漢簡對其中的十國有程度不同的記載，它們是：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扜彌、渠勒、于闐、皮山、莎車、蒲犁。比如：“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傳車馬皆當柱敦。”說的就是元鳳四年樓蘭尚未改名為鄯善之前，樓蘭王等二百多人前來中原時路過敦煌懸泉的情況。再比如：“……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質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車使者二人，扜闐（于闐）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疏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絕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彌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闐（于闐）副使二人，貴人三人；拘彌副使一人，貴人一人；莎車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貴人一人；精絕副使一人。乙未以食踈勒（疏勒）副使者一人，貴（人）三人。凡卅四人。”這是“甲午”“乙未”連續兩天之內，有上述十個國家的使者、副使、質子、貴人三十四人前來中原的記載。其中的樓蘭、精絕、于闐等國可謂鑲嵌在西域南道的明珠，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宗教的傳播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上世紀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先后多次到樓蘭、尼雅、丹丹烏里克、安德悅和和田等地考察發掘，獲得大量漢晉以后的各類文物。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新疆有關部門單獨或者采取國際合作的方式，在對上述地區進行的多次發掘中，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漢簡是漢朝勢力進入西域的早期記載，同后來發現的各個時代的歷史文物，共同見證了絲綢之路的盛衰興廢，是最早、最原始、最具體的檔案記錄。

　　再說中道。就是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這條通道《漢書》中將其稱之為北道。因為西漢時，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尚未通達，即使漢使前往烏孫，也需走天山以南，到疏勒（今喀什）后北轉翻越天山到伊塞克湖附近的赤谷城。這塊地段從東到西有山國、危須、焉耆、尉犁、渠犁、烏壘、輪臺、龜茲、姑墨、溫宿、尉頭、疏勒、捐毒、休循、大宛十五國。漢簡對其中的十二個國家有記載。如漢簡有“甘露四年十二月□□，遣令長羅侯……守候張譚送尉犁王、王夫人使詣□三月甲辰東。”這是公元前49年1月的某天，時在西域的長羅侯常惠派人護送尉犁王及王夫人到京朝貢時留下的殘缺記錄。再如“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屬漢剛送客，移過所縣置，自來焉耆、危須、鄯善王副使……匹、牛車七兩，即日發敦煌，檄到，豫自辦給，法所當得。都尉以下逢迎客縣界。相……”這是公元前43年4月3日，敦煌太守派員迎接上述三國使者的過所，有馬若干匹，牛車七輛，從敦煌出發，東往長安。文件還強調，沿途所需自行采買，都尉以下要在縣界迎接。

　　關于西域北道。主要指天山以北的烏孫和天山東部的一些小國，總共十六個。烏孫為最大國，有戶12萬，有口63萬，游牧于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烏魯木齊、瑪納斯以西，地盤最為遼闊。其余十五國都在今天的哈密、吐魯番到烏魯木齊一帶。漢簡中關于烏孫的材料極為重要。烏孫最早出現在中國的史書是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5世紀，他們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但是在兩漢時期尤其在西漢的兩個世紀里，他們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在匈奴、烏孫、漢朝的三角關系中，他們的態度和向背舉足輕重。如《懸泉置元康五年正月過長羅侯費用簿》有簡18枚，是一份公元前61年長羅侯常惠的部屬路過懸泉置消費酒、肉、魚、米、豉、醬的記錄。吏卒的身份有長吏、軍候丞、司馬、斥候、弛刑士等。路過的人數分別為12人、72人、75人、300人不等，這是漢朝派長羅侯常惠出使烏孫的生動記載。諸如此類，都是我們研究漢烏關系、漢匈關系以及匈奴與烏孫關系的珍貴資料。

　　總之，懸泉漢簡保留了大量西域都護府設立后直到西漢末年西域三十多個國家前來京師路過懸泉置停留的珍貴記錄。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府總領西域，而對西域各國不采取內地的郡縣制而仍其舊俗；在重要的戰略地區駐兵屯田，以保障不受匈奴侵犯并負責地方治安；對大國如烏孫和龜茲輔之以和親，結昆弟之好；注重漢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對西域廣大地區進行了有效管理。從漢簡材料還可看出，西域各國通過頻繁地來漢活動，依附感歸屬感和向心力不斷增強，他們需要漢王朝的強力保護。史書的記載和出土漢簡的佐證充分說明，西域都護府建立以后，漢與西域已完全形成一個統一整體。

　　懸泉漢簡記載的漢王朝與中亞的關系：大宛和康居

　　中國最早的官方外交就是張騫出使，就是同中亞打交道。上面所講漢與烏孫的關系已經涉及中亞，下面所講大宛和康居，主要就是漢王朝與當時中亞地區的關系。

　　大宛，地處費爾干納盆地，東南北三面矗立著天山山脈、吉薩爾-阿賴山脈，中間一塊盆地東西長300多公里，南北寬70多公里。總面積在7800多平方公里。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邊界犬牙交錯，但盆地內的大部分土地屬于烏茲別克斯坦。兩千多年前張騫首到此地時，以農耕定居的居民已經有了好幾百年的歷史。

　　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第一站就到了大宛。當時的大宛對來自遠方的使者相當熱情，供吃供喝，還派向導車騎，把張騫送到康居。后來由于漢武帝派使者求取汗血馬不果，導致了公元前104至前101年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的行動。最后訂城下之盟，獲善馬數十匹而還。史書云：“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漢與大宛的關系在此后的一個世紀里，也基本保持了正常的往來。《漢書·西域傳》把大宛列入西域都護的管轄范圍，明言“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說明大宛同漢朝的關系不同于上述幾個國家。懸泉漢簡中有關大宛的記載，也提供了史書上不曾見到的材料。如：“大宛貴人食七十一·凡三百一十八人。”三百一十八人中可能有其他國家的人，也可能是按人次累計，但就七十一人的使團，也是夠龐大的。還有，“大宛貴人烏莫塞獻橐他一匹，黃、乘、須兩耳、絜一丈。死縣泉置。”這是貢獻的駱駝死到懸泉置的記載。其實，這種貢獻只具有象征意義，主要體現政治上的羈縻關系。

　　大宛往西就是康居，它是絲綢之路上又一中亞大國。其地理范圍包括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大部地區。按照史書的記載，康居“與大月氏同俗”。而“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一句話，匈奴、康居、大月氏，都是游牧部落，同大宛那樣城郭定居的農耕部落有著不同的文化。康居作為游牧部落，主要的游牧地區當在錫爾河北岸，即哈薩克斯坦南部草原。但是康居有五小王，分布地區都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農耕地區。

　　康居與漢朝的關系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張騫初次來此，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康居傳致大月氏。”同樣是派車派人把張騫送到大月氏。其后太初年間（前104年至前101年）李廣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齒寒，曾為大宛后援。北匈奴郅支單于西逃塔拉斯河（今江布爾州），康居與之結盟，互為翁婿。建昭三年（前36年）陳湯伐郅支，康居又暗地里支持郅支。古往今來的國際外交從來都是以自身的利益為轉移，康居在當時錯綜復雜的周邊環境下，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態度，都屬于外交史上正常的動態反應。懸泉漢簡關于康居的記載，大都屬于往來通好路過時留下的記錄，主要反映兩國間的正常來往。比如“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庫令賀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遠侯遣比胥楗罷軍候丞趙千秋上書，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六十四人。獻馬二匹、橐他十匹。私馬九匹、驢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門關，已閱（名）籍、畜財、財物。”這是敦煌太守府發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書，時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此次康居王所派使團從使者、貴人到從者，一共76人，隨行大牲畜78頭。這在當時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算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要接待這樣一支龐大的使團，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員必須認真辦理，否則要受到朝廷的追責。康居使團所帶78頭大牲畜中，有貢獻的馬匹和駱駝若干，有私馬、驢、駝、牛若干，前者是給朝廷的貢物，后者可能是使團人員自己的乘駕。至于牛，或可為沿途遇到困難時，以供宰殺食用。

　　古代中國與中亞的外交關系自張騫揭開序幕后，大量的漢簡材料為其增添了許多鮮活的細節，具體而生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懸泉漢簡記載的漢王朝與西亞及南亞的關系：大月氏、烏弋山離和罽賓

　　大月氏最早是河西走廊的一個游牧部落。“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漢書·西域傳》）但根據近年的考古調查，可能從天山以東到河西走廊都曾是大月氏的活動范圍。漢朝初年，由于匈奴崛起，迫使大月氏不斷西遷，最終定居在阿富汗北部。張騫到來時，大月氏已臣服大夏，都藍氏城（史書也作監氏城），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巴爾赫。已從游牧生活逐步轉為農耕定居。但大夏有五翕侯，大致都分布在今天的瓦罕峽谷，仍屬游牧部落。到公元以后的半個世紀里，五翕侯當中的貴霜翕侯逐步強大，統一大夏，建立了貴霜帝國。在以后的幾個世紀里，貴霜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同東方的中國成為歐亞大陸的四大帝國，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從大月氏臣服大夏到貴霜帝國建立之前一個多世紀，由于材料的缺乏，我們還處在一種無法認知的茫然狀態，因之學術界稱之為“黑暗時代”（《中亞文明史》第二冊第137頁）。懸泉漢簡關于大月氏的記載，正是公元前半個世紀的材料，可以使這段黑暗的時代看到不少光明。如“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詔侍御史曰頃都內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諸國客，與□候張壽、侯尊俱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御屬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風廏，承書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這是公元前52年5月3日，御史大夫府開具的一封傳信。要求從扶風廄以西的沿途驛站都要為前送大月氏諸國客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車輛。簡中所謂“大月氏諸國客”者，說明除大月氏使者外，還有其他西域國家的客人。從史書記載看，宣帝甘露年間（前53年至前50年），漢與烏孫的關系可謂濃墨重彩，而漢與大月氏關系卻只能在漢簡中才能看到。

　　還有，“使大月氏副右將軍史柏、圣忠將大月氏雙靡翕侯使者萬若，山副使蘇賴，皆奉獻言事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永光元年四月丁酉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傳舍，如律令。四月丙午過，東。”這是敦煌太守出具的傳信，時在公元前43年5月12日。四天以后，即5月16日路過懸泉置。大意是朝廷派出使者出使大月氏東返時與大月氏雙靡翖侯的使者萬若和山國使者蘇賴一同路過敦煌懸泉置。他們要“奉獻言事詣行在所”，即要面見天子，有事情上奏。大月氏有五翖侯，此簡有雙靡翖侯派使者來漢，同康居王以下蘇薤王派使者來漢的情況相似，他們事實上是康居王、大月氏領屬下并有獨立外交的地方君長。大致在西漢后期。史書中關于佛教的東傳有一條最早的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引《西戎傳》）不管這條材料的真實性如何，大月氏在貴霜帝國建立前已經篤信佛教，西漢末年的大月氏仍與漢王朝保持著密切的來往，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貴霜帝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在佛教的傳播方面作出過重大貢獻，后世前來中土的傳法高僧如支樓迦讖、支謙、支曇鑰、釋曇遷等都是月支人。敦煌高僧竺法護，其先也是月支人。或許，他們的歷史都可追溯到漢簡的時代。

　　烏弋山離，其地在安息的東部，以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錫斯坦為中心，西到興都庫什山，東到克爾曼沙漠，是往昔安息東部的德蘭努亞那和阿拉科細亞兩個行省的地盤，早先是安息王朝的統治地區。大約在公元前128年左右，大批塞人南下引起十數年的動亂，安息王派貴族蘇林率軍鎮壓。結果蘇林鎮壓塞人后，自己建起了獨裁政權，從此有了烏弋山離。《漢書》中有專條記載，懸泉漢簡也有烏弋山離來漢的記錄。漢簡的記載用原始檔案把漢朝和烏弋山離連在了一起。

　　罽賓是大月氏西遷中亞后迫使塞人南遷建立的國家，所謂“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王治循鮮城，在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羅）。此地雖四面環山，但山間盆地的自然環境良好，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工業基地。兩千多年前，由西域通往罽賓的道路極其艱險。史書記載其道路絕遠，“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顯然是高原反應十分強烈；“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懸度。”不光道路崎嶇，還要經過懸度，就是在懸崖深澗，要利用繩索才能懸空而度，十分危險。“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根據史書的記載，漢武帝時期已通罽賓，但罽賓王自以為道路絕遠“兵不至也”。先有烏頭勞剽殺漢使，后有陰末赴殺漢副使以下七十余人，所以漢與罽賓的關系時斷時續。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1876-1958）曾在上世紀前50年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出版了《塔克西拉》三卷本巨著。發現了距今2500年前波斯統治時期到佛教興起后的大量遺跡遺物，證明此處曾是早期的佛教圣地。懸泉漢簡中有關罽賓的記載如：“出錢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屬董并、葉賀所送沙車使者一人、罽賓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漢簡與史書記載，前后印證了中原與南亞次大陸的久遠關系。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086《懸泉漢簡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本報記者宋喜群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中圖片由演講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