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遠利在博物館的辦公室里

匾額博物館里的道德講堂

　　搞收藏的人往往都做過“撿漏”之夢，66歲的姚遠利也不例外。但如今他做的“撿漏夢”，想撿起的不是角落里的真東西，而是不起眼的真思想。這一撿，已經撿去姚遠利十幾年時間，而且恐怕要把他的余生也撿去了。撿出來的，便是他的“匾額學”之夢。

　　1.獨上尖刀山

　　如果把姚遠利的人生分為幾段的話，收藏匾額、辦博物館只是其中一小段而已，前后不過十幾年，卻幾乎成為了他人生的最高潮部分。不過，這個爆發點的形成還得追溯至他前半生的積累。

　　回憶往事時，老姚常說一句話：“人生是有軌跡的。”意指他如今的做事方式延續了自己過去幾十年做事的思路。甚至，這還可以追根到他上小學時讀的古典名著。無論是讀《三國演義》，還是《水滸傳》，老姚似乎對“正義”、“拔刀相助”等詞語記憶猶深，他強調：“我很小的時候在腦子里就有一種觀念——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

　　這一點，在老姚的收藏生涯早期便有體現。他的收藏生涯于1990年代初開始。在專心研究匾額之前，老姚最愛的是古硯，尤其鐘愛供文人把玩的瓷硯。那時很多人研究古硯的使用，老姚卻認為這只是“拾古人的牙慧”，不能有所超越，所以他開始研究古硯的體系劃分，這便是“前無古人”的。后來，他關于古硯體系劃分的文章還被收錄進了《新華文摘》。

　　玩硯玩得正帶勁兒的老姚卻突然放棄了硯臺，就像他一直開著一家“在行業里數得著”的企業，后來卻突然開始辦博物館一樣。

　　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個人興趣和文化價值。

　　1998年在潘家園，老姚花了2700元，收了第一塊匾——“選舉孝廉方正”匾，為宣統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試的官員黎殿元所立。一般的常識是，科舉制在1905年就被廢除了，而實際上被廢的只是常科，選拔官吏還有一種模式，為制科，是根據皇帝特旨及國家對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設，又持續了一段時間。老姚說，這塊匾因涉及到科舉制度結束后人才選拔的方式，所以較為難得。老姚因此靈光一閃，決定放棄古硯，專攻匾額，因為他覺得，這一方硯只能是文人雅士們的閑情雅趣，在文化含量和歷史價值上遠遠低于匾額。

　　收匾之初，老姚就遇到了第一個難題——如何定位匾額。當然，這個難題也是他自我設定的，不知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就開始了自己的收藏，只是因為聽別人說這東西怎么怎么好。老姚則不會，他希望自己想好了再去收藏。后來的種種事實則表明，恰恰是這一點的獨樹一幟，使得老姚在收藏和研究匾額方面獨辟蹊徑。“匾額是一塊塊‘寶玉’，我究竟是用金線還是用麻線來穿它呢？”他首先就問自己。

　　當時的背景是，古代懸掛在官府、廟堂、客廳的匾額，或者說曾經無處不在的匾額，已經在官方和民間體系中消失已久。只有在一些商店里，方可覓得匾額的蹤跡。直到今天，有的匾額博物館還只把它看做“民俗文化”。就像老姚曾去一次會議，遇到某省級博物館館長，遞上自己的名片后，人家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匾額啊，民俗文化！”

　　生性好學的老姚，想到了去占有最多的資料，用學術理論武裝自己。因此，他扎進了古書堆里，想找出關于匾額的研究資料。

　　然而，結果卻令人失望，這方面的資料少得可憐。老姚曾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想到圖書館找一找資料，沒想到館長給了他當頭一棒：“從沒見過有誰寫過專門研究匾額的書！”

　　老姚發現，因匾額不是建筑所必需的構件，也不是裝飾品，在諸多古代建筑家著作中少有論及。而新一代建筑家對匾額印象淡漠，更是難以關注。此外，文博機構之中幾乎無人專項研究匾額。故宮雖然出版過圖文并茂的匾額圖冊，但卻把匾額定為“宮廷建筑內外的裝飾品”。

　　伴隨著對匾額價值的疑問，老姚邊收邊學，不知不覺中走上了一條匾額學術之路。而就在他越走越興奮的同時，他不曾想到，這條無人走過的路，竟是如此荊棘遍布。

　　2.眾里尋他千百度

　　從1999年起，老姚開始大量收藏匾額，而且專門從科舉匾額入手，因為這種匾額有最廣闊的受眾面，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共鳴。

　　對于初期的匾額收藏，他說自己還算比較幸運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對科舉并不了解，大量流傳在民間的匾額并不被人看好，多數匾額在百姓家里只是個擺設。在他收科舉匾額之前，那些商人更注意匾額的品相，喜歡較華麗的祝壽匾，而忽視了簡約的科舉匾。老姚笑稱，“我教會匾額販子‘狀元’、‘進士’是怎么回事，后來他們明白了，就讓我出高價。”對自己的獨特收藏道路，老姚還總結道：“不管愛好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捷徑，都可以事半功倍。”在他看來，自己干收藏這二十年就是從阻力最小的地方入手，注重藏品的體系，不是什么都收，因此沒走多少彎路。

　　當時，老姚的確通過比較低的價格收購了一部分匾額，少則幾千元，多則不過幾萬元。到2007年，老姚收藏的匾額已經達到了500余方。此時雖然他還是一邊做自己的生意，一邊收藏匾額。但重心已經是為創辦博物館打算了，并拿出畢生積蓄創辦北京科舉匾額博物館。 就這樣，2007年的金秋十月，在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老姚名為“勵志堂”的“科舉匾額博物館”靜悄悄地開館了。博物館是個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3000平方米的院落內，一開張就放上了老姚收藏的500余方科舉匾。大門是老姚專門從江西金溪縣淘回來的明代萬歷年間的石坊，中間庭院里挖了個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種了些荷。一進博物館正門，一座雕琢祥云瑞獸的元代漢白玉石雕牌坊便會展現在觀眾眼前，那就是鎮館之寶——科舉門。這座石坊由漢白玉整雕而成，中層小石匾額的正反面分別刻有“科舉門”和“忠”字。老姚說，古時孔廟、府學、貢院的正門內常設有這類具有象征意義的牌坊，學生從坊下經過，寄寓科舉高中，福祿雙享，但此類牌坊通常上刻“禹門”或“龍門”，其上直書“科舉門”的目前國內僅此一件。

　　在收藏科舉匾額的過程中，老姚逐漸選擇了站在民族歷史的高度去看匾額，強調它宣揚教化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看成民俗。他甚至把匾額上升到了中國文化復興的高度，“復興不能靠口號和理論，需要一個載體。”而匾額正是他的解決方案。“用匾額彰顯禮法制度，并成為禮法制度的標志，用以治國安邦，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老姚認為，匾額的形制及功用，被歷代王朝所承襲，即使是遼、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間兩大匾額體系，共同實施標識和宣揚教化的功用。匾額的應用遍及九州，廣泛用于社會的各個層面，以致千行百業，出現了“無處不匾”、“無室不匾”的文化景象，為中國贏來“禮儀之邦”的贊譽。匾額，用藝術形式承載了中國國學的全部經典，承載了優秀道德的精華，足以稱之為藝術國學。

　　至今，老姚已收藏了600余方匾額，最為鐘愛的卻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匾，原因便是它的宣揚教化功能。當初老姚在十里河古玩市場看到這塊匾時，它沒有上漆，邊框還是修過的，而且還根本不知道這是哪個皇帝哪年頒布的圣諭。在很多亂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額中，老姚翻了幾遍，都沒有把這塊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里。幸運的是，老姚突然覺得這方匾有宣揚教化的功用蘊含其中，盡管當時手頭沒有相關資料，他還是憑著直覺買了下來。拿回來后，他也只是把這塊匾放在一邊不再理會。直到一天，當老姚看到《明朝那些事兒》中談到六條圣諭，方才意識到這方匾的價值所在，原來此匾的內容正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頒發全國的六條圣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是當時戶部奉旨頒布的圣諭，旨在安定社會，贊頌良好品行，并要求頒行全國，城鎮里坊都要懸掛，定期宣講。后來，老姚還專門找到了宣傳圣諭所用的木篤(鈴鐺)和委任狀。他說，這三件東西放在一起，就可以將中國古代匾額的宣揚教化作用闡釋完整，所以在這么多匾額中，他一直對這“六條圣諭”情有獨鐘。

　　老姚總結自己的匾額收藏理念是要玩到極致，而不是“半瓶子逛蕩”。比如，他收齊過一套“一榜三進士”所題寫的匾，也就是說把同一科的狀元、榜眼、探花三人題寫的匾額都收集到了。要知道，清歷史上開科114場，會有114個狀元、114個榜眼、114個探花，有多大的概率，才能把同一科三個人題寫的匾額都湊齊了呢？這三塊匾的題名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舉，其中狀元吳鐘駿、探花季芝昌題寫的兩塊匾老姚很早就有，最后也是最難收到的是榜眼朱鳳標題寫的匾。那是在安徽涇縣，有個商販囤積了20塊匾，老姚翻到最后發現了朱鳳標的那塊匾，欣喜不已。匾上是“太史”二字。朱鳳標的書法非常漂亮，書寫的內容又不是賀壽之詞，剛好和科舉有關，這塊匾實在是難得的珍貴之物。商販聽說姚遠利是從北京來的，還故意抬高了價格。

　　有了這些令人信服的藏品后，按說一般人就應該滿足了，可以跟許多人炫耀了，但老姚仍不滿意，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從藏品中提煉出真正有用的思想，并回報社會。因此，當許多人建議他請專業團隊為博物館進行包裝時，他會斷然拒絕。“為什么博物館建設越來越豪華，展示不惜成本，陳列花樣翻新，以人為本的服務越來越周全，而教育的效果卻不顯著，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微乎其微？”老姚說他自從創辦博物館后，就一直在關心這個問題。

　　很多博物館人把問題的原因歸結為民眾的素質：“眾多的觀眾只注重文物的社會經濟價值，而不關注藝術品的內涵和學術理論。”老姚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博物館自身首先應深刻反省。“最起碼，你沒有向觀眾提供比文物的經濟價值更吸引人的亮點。”在他眼中，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博物館有文物，沒有思想，缺少與觀眾思想溝通的新觀念。

　　老姚這種唱反調的舉動，的確得不到許多博物館從業者的認可。同時，他也不滿意如今博物館給民營博物館交流的機會太少。為了能夠在一定范圍內表達自己的觀點，老姚還曾在一些會上爭取過發言機會。當他提出匾額學概念時，有些學者認為，時機還不成熟，一個專學或者學科的提出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有眾多的研究者，并且有相對豐富的研究成果；二是形成了完整的理論研究體系；三是這個領域有權威者倡導。就現實而言，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無奈老姚就成了首倡者。他認為，由于文物市場開放，博物館和相關機構的專家學者數量上的不足，準備的不夠或無暇顧及，學術理論上的大漏小漏多有所見，而自己有多次“撿漏”成功，使他對在學術上“撿漏”的興趣更加濃厚。

　　在匾額學術領域，老姚說：由于關注的專家學者太少，自己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

　　3.衣帶漸寬終不悔

　　還是得重復提之前的觀點：老姚的問題都是自找的。在今年舉行的東岳論壇上，40個專家齊談中國禮儀，卻無一提到匾額。老姚則不失時機地暢談了自己的觀點，把匾額對中國兩千年歷史的影響，以及對鞏固國家統一的作用進行了闡述，尤其說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道德滑坡與匾額之間的關系。會議主持人是一位名校教授，因為從來就沒有關注過匾額，所以還對老姚觀點提出了質疑。后來，通過電話交流，老姚還和那位教授成了朋友。

　　老姚的執著，不僅體現在對匾額上，還體現在他生活中的其他愛好。比如，他是個煙不離手的人，跟筆者聊仨小時，能抽兩包煙，他從來還只抽駱駝牌香煙。偏愛這種美國煙的人大多都是老北京，老姚也不例外。他祖上是富戶，現在地處鬧市的雙井就是因他家的兩口井而得名。

　　老姚說還有一件事就跟沒有煙抽時候一樣，“抓耳撓腮”，那就是手頭沒有書報可讀的時候。或許正因為這點，老姚才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收藏家，而更渴望成為一名草根學者。老姚經常去書店買書，一本小說可以從晚上八點一直看到凌晨三四點，“非得看完不可”。外出坐飛機時，到了候機樓他先買本書，旅途兩三小時就能看一半。進了賓館，老姚也不看電視，就到處“抓”東西來看。有時在房間里沒找到，老姚便會叫來服務員，讓他把不管什么時候的報紙拿兩張給他看。“哪怕過期兩年的報紙也有的看啊，要是什么都不看，晚上睡覺時總會覺得缺點什么。”老姚從小就喜歡看書。初中畢業后，他去門頭溝當煤礦工人，幾乎每次回城休息時都要跑去琉璃廠看看，當然也只是看看而已，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收藏意識”。

　　看了許多書，讀過許多歷史人物，老姚說自己還是最喜歡諸葛亮。“上中學時看《三國演義》，看到諸葛亮死了，竟掉了眼淚，想他怎么會死了呢？”在老姚辦公室里，掛著一副對聯，寫道：“臺諫切批鱗，忠心貫日。”“忠”是他最欣賞諸葛亮的地方，也是他老姚最想堅持的品質。如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切發自“公心”。為了公眾的利益，哪怕觸犯了所謂權威的利益，也在所不辭。“古人還有抬著棺材上朝的呢，那才是真正的忠！”

　　對博物館的忠誠與執著，讓友人不禁對他說：“你的使命感太強了！”建館之初，老姚以為通過博物館門票、紀念品開發能達到收支平衡，以館養館。實際情況卻遠不如人意，為了支撐博物館正常運轉，老姚每年要投入幾十萬元，“積蓄都快全搭了進去”。另外，老姚也不是沒有機會掙錢：在博物館籌建之初，就有人看中了這座四合院，愿出高價購買。此時天津也來人找過老姚四次，承諾在天津無償提供場地，共建博物館，如果當時老姚走這條路，會發一筆大財，但老姚拒絕了，因為這有違他的心愿。

　　老姚覺得，匾額這么豐厚的文化，卻不被國家文博部門所重視，讓他更感到一種使命感的沉重。他介紹道，博物館占地3000多平方米，光憑出租每年就能掙100多萬元，但他卻不愿意如一些民辦博物館一樣出租房間。科舉匾額博物館曾經有近二十名工作人員，但是現在正式員工只剩老姚和副館長賈偉兩個人。對此，老姚也很無奈：“如果政府依然沒有相關的扶植政策，我也將難以為繼。”老姚說這話也不是沒有根據，去年5·18世界博物館日時曾有媒體報道，北京20家注冊民辦博物館中，約半數處于“隱姓埋名”的狀態，甚至有一部分直接關門大吉。不過，博物館的優秀品質和老姚的執著感動了高碑店的鄉領導，高碑店鄉政府下撥50萬元資金資助博物館，使博物館得以生存。

　　“由于資金的原因，這座博物館究竟能走多遠，我不敢斷言。但只要我干一天，這里的文化氛圍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我要讓這里成為一片文化凈土。”老姚說，自己希望“玩”得純粹，因為越純粹的文化越珍貴。

　　有位北京市文物局的領導看了匾額博物館后，對老姚說：“您不要辦博物館了，去教別人怎么辦博物館得了。”事實上，老姚辦這個博物館的目的已不限于個人的研究，而是要出理論，像古代書院一樣出思想。他說，這是收藏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老姚認為，自己的博物館是“談不上經濟價值”的：還不如一幅名畫的價格。不過，老姚看重的是這里凝聚和展現著的中華文化脈、民族精神。“那不是幾個價值億元的元青花能比擬的。”

　　老姚覺得，少有人真正明了匾額這種藝術形式在現實的社會中的作用，并真正理解他的抱負。他希望能給北京中軸線上重要的建筑重新掛上匾額，為中華傳統文化復興與傳承找一個切入點和重要的載體。為此，他曾委托全國政協委員茅玉麟和陳建功提出建議，甚至還自己給北京一些重要建筑做了掛上匾額的效果圖。但是，該建議至今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收藏匾額，藏以致用；研究匾額，經世致用。”這是老姚如今的“匾額觀”。他一直盼望著由政府支持的《首屆中國匾額文化與匾額學國際研討會》能順利在自己的博物館里舉行，讓他收藏的六百多方匾額終于可以有用武之地。

　　老姚說，他提出“匾額學”概念，充其量只是探路者和報信人。“匾額學是個大漏，我無法完全填補，所以期待更多的人共同圓這個‘匾額學’之夢。”他希望，今后匾額不但能成為一門專學，隨著研究的深入也可以成為一門“顯學”。否則，他只是“獨孤求敗”而已。本版攝影 張浩（原標題：姚遠利收藏600余塊匾額 提出“匾額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