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對外開放以來，截至2012年底，已接待海內外游客840余萬人次。根據預測，莫高窟游客數量還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在促進敦煌和甘肅文化旅游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為莫高窟保護帶來巨大壓力和挑戰。

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專家俞天秀為記者講解敦煌壁畫數字化信息采集存儲過程(攝影：本報記者 陳曦)

　　對于如何做好旅游文化開發和歷史文物保護的平衡，為莫高窟保護研究孜孜不倦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說：“有人經常指責說莫高窟‘過度保護’，我聽了就很生氣。莫高窟不僅僅是簡單的文物單位，還是個‘文物庫房’，不能讓莫高窟在我手里留不住。”樊錦詩認為，應該在旅游開發和歷史文物保護中尋求一種平衡，“數字敦煌”概念應運而生。“數字敦煌”概念提出于上世紀90年代初，即通過非接觸式的數據采集及光學測量技術，把石窟的建筑形體、塑像和壁畫的材料、紋理、質地等數據信息保存到計算機中，達到永久保存信息的目的。

　　孫志軍1984年進入敦煌研究院從事文物攝影工作時只有19歲，到現在一干就是29年，他自己也不記得有多少風雨交加或陽光暴曬的日子里，扛著相機等器械爬遍莫高窟的每道沙梁采集信息。1999年開始的數字化工程，成為擔任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主任的孫志軍與同事們從事的一項前所未有的工作。孫志軍告訴記者，數字化工作分成兩部分，前期拍攝環節叫做“化整為零”，將每一幅壁畫分成31厘米×47厘米的若干小份進行拍攝；后期電腦合成部分叫做“化零為整”，把前期拍攝的碎片式畫面處理還原成整體壁畫。

　　1999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國梅隆基金會與西北大學合作，開展146號洞窟和196號洞窟的數字化工作時，最初用135mm相機拍攝反轉片，沖洗后用掃描儀傳入電腦進行拼接，直到一年后，才從美國帶來兩臺先進的數碼相機……第一次開展數字化合作的4年里，孫志軍和同事們一共對22個洞窟開展了數字化工作，但受技術條件限制，圖片分辨率只有75dpi，成像條件并不好。孫志軍說，那個階段的工作是從實驗到實踐再到實證的過程，所有工作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為莫高窟壁畫數字化處理和技術路線奠定了基礎。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數字中心。

　　同國外機構的合作，使敦煌壁畫數字化工作有了先進理念和思路，不僅僅是數字概念的引進，設備技術水平的提高也是一大收獲。在洞窟內部的壁畫采集工作中，敦煌研究院引進了電影拍攝時常用的軌道，在狹窄的洞窟中用軌道進行拍攝，可以大大提高圖片后期拼接的吻合度。據孫志軍介紹，完成一個洞窟的數字化工程需要很長時間，以61號洞窟為例，壁畫面積為756平方米，整個拍攝環節用時兩個半月，投入4個小組20多名工作人員，除了攝影師還有后期處理小組、專人負責現場監控，而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后期圖片拼接上，一個數字化洞窟的后期處理時間往往要比拍攝時間多3至4倍。

　　在莫高窟以北15公里的戈壁邊緣，經過5年建設，一個形如起伏沙丘、與大漠渾然一體的建筑——游客中心主體結構已經落成，當記者日前來到這里，將于明年5月投入使用的游客中心正在進行室內設施安裝。“在這里，游客將獲得與洞窟實景不同的感受和體驗，特別是展示典型洞窟的穹幕電影，將洞窟的絢麗多姿充分地展示出來。”樊錦詩說，從保護、研究到展示，數字技術有著廣闊的利用空間，用數字技術把敦煌魅力詮釋清楚是她的夢想。

　　樊錦詩說，敦煌研究院通過10多年的洞窟監測、游客調查等評估分析，確定了直接影響各洞窟每日游客承載量的5個關鍵參數：25人的參觀組人數，25人是講解員在洞窟中講解和管理游客所能承擔的上限；每平方米兩人的實體容量，即洞窟內每平方米兩人是可接受的實際容量設置限度；13平方米的洞窟面積，即洞窟可容納一個25人標準參觀組的最小面積為13平方米；平均8分鐘的洞窟參觀時間，即莫高窟分8條線路參觀，每條線路參觀10個洞窟，每個洞窟平均參觀時間為8分鐘；不超過1500ppm的二氧化碳濃度，即洞窟可接受的二氧化碳濃度應不超過1500ppm。

　　樊錦詩說，希望更多的游客可以通過數字化陳列館領略莫高窟的魅力，但數字化工作任重道遠。科學合理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景區可持續發展，與其等到游客爆棚給景區帶來壓力甚至傷害，不如提早進行限流、合理規劃。隨著數字化工作的進行，莫高窟的開放模式也將發生變化：所有游客須通過網絡、電話等形式預約后才能參觀；抵達后首先觀看數字電影、領略莫高窟博大精深的佛教藝術，然后再進入洞窟，參觀用時將由目前的兩個小時延長為2.5至3小時。

　　對于莫高窟新開放模式實施后外界“看不到文物本體”的擔心，樊錦詩表示：“敦煌決不會關門搞保護，洞窟依舊開放，在游客中心新增加‘數字敦煌’體驗后，游客獲取的信息和感受會更為豐富和充實。”與其他世界文化遺產一樣，對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也是為了使其可持續地保存和利用。（原標題：“數字敦煌”為石窟保護利用插上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