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河故城遺址 劉強 攝

　　吐魯番，火焰山的故鄉，一個寫滿傳奇的地方。古代絲路要沖的高昌之地，就在吐魯番。近日，筆者隨《洛陽晚報》組織的“重走絲綢之路”文化采風團到達吐魯番，考察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柳中城、阿斯塔那古墓群、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漢唐時期的文物遺跡，在這里處處可以看到洛陽的印記，感受到洛陽與吐魯番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史。

　　1、綠洲之中仨“古麗”

　　吐魯番地區古為車師前國，兩漢置戊己校尉，建高昌﹑交河、柳中等壁壘，置屯田。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涼張駿于此建高昌郡，歷經前秦、后涼、西涼、北涼，皆為涼州(或沙州)的屬郡。公元444年北魏滅北涼，北涼殘部西遷高昌，公元460年為柔然所滅，立闞氏為高昌王。以后，張、馬、麴氏相繼據此稱王。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滅傳國九世、立國一百三十四年的麴(qū)氏高昌王國，以其地置西州。9世紀中葉后，為回鶻所據。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柳中城分布于吐魯番市周邊的綠洲上，如盛開的三朵“古麗”(維吾爾族語“花”)，她們承載了古高昌的歷史記憶，見證了古絲路的繁華和喧囂。

　　高昌故城位于吐魯番市東45公里處火焰山南麓木頭溝河三角洲，始建于公元前1世紀。高昌故城呈長方形，周長5.4公里，分外城、內城、宮城三部分，夯士筑成。全城有九個城門，西面北邊的城門保存最好。目前保留較好的建筑物是外城西南和東南角兩處寺院遺址。

　　高昌故城是高昌王國的都城，其建筑格局是麴氏高昌王國時期形成的。麴氏高昌的開國君主麴嘉即位于北魏遷都洛陽后，他歲歲遣使進貢，仿北魏洛陽城重新規劃建設了王都。

　　交河故城遺址位于吐魯番市西郊10公里牙爾乃孜溝兩條河交匯處30米高的黃土臺上。這里原是漢代車師前國都城，后為十六國時期高昌郡、高昌王國和唐代西州的軍事重鎮，唐西域最高軍政機構安西都護府最早就設在這里。

　　交河故城大體為唐代的建筑。故城四面臨崖，在東、西、南側的懸崖峭壁上劈崖而建三座城門。城內市井、官署、佛寺、民居等建筑布局，與隋唐洛陽城相似。但整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不論大小基本上是用“減地留墻”的方法，是從地表向下挖出來的，恰如洛陽常見的無數個天井窯院合理組合而成。這種建筑方式，起源于魏晉時期某些洛陽塢堡建筑，今洛陽西南的甘泉塢遺址就是這種建筑形式。

　　柳中城遺址位于吐魯番地區鄯善縣魯克沁鎮。東漢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東漢西域長史班勇曾率300兵士進駐。麴氏高昌時期，柳中改設為“田地郡、田地縣”，并由王子任田地公管理該地。此城是高昌的關城，唐滅高昌時，首先攻破此城。《元和郡縣志》記載：柳中城“當驛路，城極險固”。

　　元朝時期，吐魯番地區戰火連綿，三座城堡相繼毀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已列入“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22處申遺點之中。

　　2、沙丘古冢藏“秘籍”

　　斯塔那(維吾爾族語“京都”)古墓群位于火焰山之南、高昌故城之北約2公里的地方。這里是高昌王國城鄉官民的公共墓地。在這方圓10多公里的戈壁沙丘中，堆積著密密麻麻的古冢，埋葬的是西晉初年到唐代中期的貴族、官員和平民百姓。500多號墓穴中，幾乎所有的尸體都沒有腐爛，而成了比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還要珍奇的干尸。由于氣候干旱炎熱，很多繪畫、泥俑及其他成千上萬件出土文物色彩鮮麗，保存完好。該墓群所葬多為漢族人，也有車師、匈奴等少數民族居民。

　　特別珍貴的是，這些墓葬出土了大批文書，即著名的吐魯番文書，許多歷史之謎在這些文書中得到破解。

　　唐朝貞觀年間，高昌與西突厥結盟，阻斷商路，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萬均等大將征討。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高昌為唐所滅，太宗下《慰撫高昌文武詔》云：“其偽王以下及官人頭首等，朕并欲親與相見，已命行軍發遣入京。”《舊唐書·高昌傳》說：“(麴)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

　　結果如何？史無交代。據出土文獻證實，高昌王室及其豪右確實于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十八年(公元644年)從西州出發，到達東都洛陽，朝覲了唐太宗，后被安置于洛陽。

　　1964年，阿斯塔那5號墓和24號墓出土的唐貞觀二十年以后的家信有助我們了解這批入洛高昌國君及其豪右的地位沉浮、經濟生活狀況和唐王朝的移民政策等問題。

　　這些家信有：趙義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信兩封；麴連、武通家信一封；李賀子上阿郎、阿婆信四封。它們均是寄自洛州(洛陽)的家信。

　　從這些家信中，我們可以初步了解這批入洛高昌移民的處境。例如從趙義深致阿婆的兩封家信中，我們可知趙義深和其弟趙居子已遷至洛州。這批移民主要是遷居洛陽農村，也有居洛陽城內的。

　　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中也發現了高昌移民的蹤跡，如敬善寺的“高昌張安”，石牛溪北的“高昌張口”等均系高昌移民留下的題記。假如不是吐魯番文書的出土，高昌移民的歸宿永遠是個謎。

　　3、火焰山上訪石窟

　　吐魯番的石窟寺群有10余處，合稱高昌石窟。高昌石窟始鑿于麴氏高昌時期，以火焰山峽谷木頭溝河西岸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最為著名。

　　麴氏高昌以佛教為國教，歷代高昌王莫不禮佛。唐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大師西行經伊吾(今哈密)，被篤信佛教的高昌王麴文泰請去，玄奘經柳中城到達高昌，被拜為國師。辭別麴文泰那天，全城夾道相送，麴文泰親送至50公里外的交河城。玄奘和高昌王麴文泰的故事為我們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話，以致《西游記》中就有以火焰山等為場景而衍化出的美麗傳奇。

　　“柏孜克里克”在維吾爾族語中有“山腰”之意。窟群散布在約一公里范圍內的斷崖上，分三層修建，現存洞窟83個，其中有壁畫的40多個。

　　高昌石窟有豐富的伎樂圖，是研究《高昌樂》的活化石。北朝時，代表高昌樂舞體系的《高昌樂》就已形成。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西巡河西走廊時，高昌國王麴伯雅到張掖一帶晉見皇帝，隋煬帝帶麴伯雅于當年11月回到洛陽。次年春，麴伯雅娶華容公主，高昌樂師進獻《高昌樂》。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等15種，共用樂工20人演奏。麴伯雅在隋大業八年(公元612年)才攜公主回高昌。唐朝時，《高昌樂》正式列入宮廷樂舞，奏出了華麗的大唐樂章。

　　告別吐魯番，正是驟雨初歇、清風拂面之時，帶上坎兒井的一壺清泉，離開了這片承載了太多的紛繁和精彩的神奇土地，向天山而行，那里有更多的故事和奇跡等待著我們。（鄭貞富）（原標題：絲路漫漫接高昌——洛陽與吐魯番的千年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