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之外,有一個人不能忘卻。那就是范蠡卑身事之的老師——計然。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祖先是晉國流亡的貴族。他為人有內無外,學陰陽,見微而知著,不肯將所學售于諸侯。

　　計然曾經南游越國。范蠡請他面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范蠡知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鷸而盟。計然授范蠡七計,范蠡佐越王勾踐,用其五而滅吳。

　　越王勾踐在被吳國困在會稽山上時,曾經問計于范蠡、計然。計然闡述了自己對經濟的思考:其一是,需求決定與經濟周期論,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才算懂得商品。善于將“時”與“用”對照,那么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其二,是實物價值論,“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其三,是貿易時機論,“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其四,是價值判斷論,“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其五,是物極必反論,“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其六,是資金周轉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最有創造性的則屬其七——價格調控論:“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計然生活的春秋后期正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城市工商業日趨活躍,傳統的“工商食官”的局面被突破,自由私商紛紛出現的時代。彼時,商人階層依靠“買賤賣貴”為生,價格問題自然成為他思考的重要內容。

　　影響價格波動的因素主要是供給。計然通過對氣候的研究,總結出農作物收獲周期性循環理論。他說:“陰陽五行運行到金時,就豐收；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在火時,就干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

　　計然認為,農作物的收成受天時的影響呈規律變化,再加上私商囤積居奇的因素,糧價的波動就會非常厲害,從而嚴重影響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這里所說的二十、九十,是指每石糧的價格。這是說,谷價太低會損害農民利益,使得他們不愿繼續從事農業生產；谷價太高,會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使他們不愿意繼續從事財貨的增值。基于此,他主張國家要投入資本到工商業領域,影響糧價波動,把它限制在合理區間。

　　他指出:“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這是說,將谷價的波動限制在每石三十錢至八十錢的幅度內,就是國家從事工商業、干預經濟的目標。辦法就是實行平糶,即封建國家在谷價過低時,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糧食,在谷價過高時,又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糧食。這樣一來,物價就會趨向平穩,工商業者和農民兩利,社會的生活趨于正常。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國家管理、調節物價的思想主張。

　　這一“平糶思想”首開封建國家直接從事工商業的先河。由于所遺資料有限,我們不能確切窺探到平糶思想的具體實踐情況,但根據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士兵“如渴得飲”,成功伐吳的結果,間接說明這一政策對穩定物價、促進生產的巨大作用。

　　計然提出的“平糶思想”,奠定了我國封建社會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理論基礎。此后,戰國的李悝變法、西漢的桑弘羊的鹽鐵國營、唐代的劉晏改革以及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等,都不同程度地應用了他的思想。

　　只是國家從事工商業,在依靠其巨大的規模經濟力量打破富商大賈壟斷的同時,又建立了更大、更壞的官商的壟斷。這不僅使其產品可能存在價高質次的風險,也使官商勾結、囤積居奇,嚴重危害社會民生的副作用遠遠超過私商。這恐怕是計然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