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來說，若以當官論，古代官員的工資并不低，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給官員提出一個要求——遵紀守法，那就是自律，也就是說，要“講政治”。

　　葉縣縣衙獨我的建筑

　　在葉縣縣衙西側的副線上，專門設有官員反思與自省的場所，它們就是虛受堂、思補齋。在如今存留于世的縣衙中，這樣的建筑也僅此一處。

　　虛受堂面南三間，上面是青碧彩繪裝飾，看上去很是典雅質樸。三面有圍墻，獨立成院，院內有臘梅、紫荊等花草，用以點綴思過反省的心情，很是恰當。

　　由名字你可以看出，虛受堂是知縣受到朝廷或上峰嘉獎后，面對榮譽，思忖是否問心無愧，鞭策、激勵自己不要虛受了功名，要再接再厲，報效朝廷。

　　出虛受堂向北，便進入另一個庭院“思補齋”。

　　思補齋位于虛受堂后的同一軸線上，和虛受堂建筑功能相仿，齋房面南三間，東西院墻與虛受堂后墻組成一個封閉的庭院。按照建筑的布局，人們推測，思補齋是知縣反省自身工作失誤、查找工作差距和不足的場所。

　　人豈能無過？縣令又不都是圣人，雖然坐在高高的大堂上，與跪在腳下的百姓心理距離數以千萬里計，但他畢竟也生活在世，利誘、金錢、物質就像流動的河，天天在他眼前流淌，保不準哪一天會跳下去。思補齋就是為出差錯的官員設置的。但說到底這也是個擺設，是君子坐在大堂之上，照樣會自省其身；是小人，即便在牢獄之中，也不思悔改。思補齋實際上是有修為的官員為自己的無意過失設置的反省的地方。

　　縣衙內設思補齋、虛受堂是明代特有的規制還是哪個知縣的心血來潮之作？查找有關明代典籍，直到現在也沒查到依據，即使在葉縣的有關史料上，記載也很少。

　　在古代，對錯案、錯舉追究十分嚴厲，一個案件若被錯判造成嚴重后果，或延遲審期三次以上，就要受到撤職的處分�？磥碓O虛受堂、思補齋這樣的建筑的縣令，必定是有些浪漫有些善良本性的理想主義者。

　　“有這樣功能的建筑，目前在我國現存同類建筑中已絕無僅有。它是我國古代官員進行自我監督的一個重要實物依據。至少說明在古代，不僅靠國家建立法規在客觀上約束官員的言行，也倡導官員主觀上的自省和覺悟。”葉縣縣委宣傳部王華召副部長說。

　　據葉縣清同治辛未《葉縣志·廨宇》：同治八年，知縣歐陽霖主建。由大堂折而西，為虛受堂三間，西群房七間，堂后有甬道，其北為思補齋三間，中有復室。由知縣何鼐修復。同時，根據縣志“經明季兵燹，故零落不完全”及后任知縣增修的記載，虛受堂、思補齋明代就建有。

　　葉縣縣衙里還有一個大仙祠，也是只有葉縣一家才有的。

　　大仙祠在縣衙西側副線的最后面，祠堂坐東向西，面闊三間，南北各有三間廂房，獨院。是知縣為防印信盜失而專門供奉守印大仙——狐仙的場所。狐仙就是狐貍仙，民間傳說狐貍能修煉成精，化為人形。狐貍性情狡猾，被盜賊供為上神，縣令供奉狐仙的意思，就是防范盜賊，既然盜賊都害怕狐仙，由狐仙鎮守印信，必然不敢有盜賊輕易來盜取。

　　在縣衙建筑的最后面，就是后花園了。知縣及衙署內公務人員處理完公務后，通常會到景色宜人、環境靜雅的后花園里稍事休息。葉縣縣衙的后花園占地3000余平方米。水與亭、花與草、竹與樹相映成趣。園內湖水瀲滟，兩座仿漢白玉拱橋輕盈飛架湖面，遠望如長虹臥波。仿古六角亭紅柱彩頂，佇立水中央。湖中觀賞魚不時躍出水面嬉戲，間或結伴在清澈的湖水中徜徉，悠閑自得。小巧的湖心島上，一座假山突兀而起，一徑細泉在石縫中緩緩流淌。人工湖四周竹梅俏立，花香浮動。真個是花園小徑，蘭花飄香，一派江南山水風光。后花園成為莊嚴肅穆的縣衙建筑群中獨特的風景。古人講究一張一弛之道，由此可知。

　　回避制度約束官員

　　說到底，虛受堂和思補齋，是為原本就相對廉潔、有一定修養的官員設的，這種反省和思過，一定程度上需要的是官員的自覺。實際上，為了不讓官員違規違紀，古代對于官員也有制度的約束。

　　官員回避制度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古代任官制度中一種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

　　回避制度的雛形來源于東漢初選任地方官吏的一種限制辦法，為防止地方勢力結黨營私，而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即“三互法”。后代沿革，逐漸形成較完備的官員回避制度�；乇苤贫纫话阌校亨l土回避、師生回避、職務回避、親屬回避、刑事審判回避。

　　鄉土回避，入流官員不得在本籍和親籍做官，有的甚至對回避距離也做了規定。隋代規定，凡縣級長官之副也必須實行鄉土回避，即縣丞、縣尉；而其下屬，因為吏員不是入流官，所以不用回避。唐代規定不許在本地及鄰縣為官。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規定：“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30驛。”古代30里一驛，30驛即為900里。其回避范圍是府、州、軍、監。明代地區回避由州府改為省。到清代，除規定“本省不能做本省的官，即使不同省而離原籍在五百里以內的，也必須回避”。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甚至規定五百里以“捷徑小路”計算，應回避而隱瞞的要受處分，比以前朝代要求更嚴，從清康熙《葉縣志·職官》記載的情況看，地理回避主要是對正印官及佐官而言，對教諭、訓導的地理回避要求就不甚嚴。以葉縣為例，任職者大多為鄰縣人，如明朝葉縣訓導楊三綱，為延津人，清朝訓導馬彥儒，為汝州人。

　　師生回避，從唐代開始有此規定，如在科舉中，與主考官有故舊關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親戚一樣進行“別頭試”。清代師生較明代回避更嚴厲，規定科舉考試中形成的師生關系，在以后任職中都要回避。

　　職務回避，是對上述兩種制度的補充，各個朝代的規定也不盡相同。唐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明令：“要官兒子，年少未經事者，不得做縣官親民。”宋代規定，不許地方長官在某一地方長期任職，也不許中央的官員長期擔任某一職務。清代則規定京官三品以上，外省總督、巡撫以上大吏子弟，不得充任御史，以防利用職權相互指責、彈劾，或泄露機密、操縱監察。

　　親屬回避，即親屬不能在同一省(地區)或同一府縣做官。魏晉南北朝時親屬范圍由最初的姻親關系擴大到一般親屬，由地方官擴大到中央官員。明成祖以后，在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規定宗室不能做官，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只封爵供養。

　　刑事審判回避要求，凡官吏與訴訟人有服親(指宗親族關系沒過五代)及姻親、師生或有仇隙關系的，均需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