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姬總持墓志蓋

　　宮闈秘辛永遠是公眾樂意八卦的題目，君不見，未來的喬治七世不過多在母親凱特王妃肚里呆了十天，就引得無數記者冒著英國歷史上少見的高溫在醫院門口連續苦守多日。反觀天朝，讓人稍感惋惜的是，盡管中國有漫長的歷史書寫傳統，但能夠進入史傳的女性不外乎皇后與列女這兩類人物；更糟糕的是，這少數的傳記也大都充斥著格式化的套語，讓讀者索然無味。盡管唐史中武則天、上官婉兒、太平公主等幾位已給無數導演編導、穿越小說作者提供了就業崗位，但總體而言，有限的歷史資源遠遠滿足不了公眾日益增長的八卦娛樂需求。

　　而最近十年來大量刊布的唐代墓志則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提供了幾位不見于傳世文獻的宮廷女性的故事，其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足以演繹成一部精彩的電視劇。本文的第一位主人公姬總持是太宗末高宗初唐代宮廷中的重要角色，但其生平全賴墓志的發現才為我們所知（拓片刊《洛陽新獲七朝墓志》）。姬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姓氏，作為傳說中黃帝之姓及周的國姓，大約是最古老的漢姓之一。大量姓氏皆云從姬姓分出，以致到了中古時代姬姓便已很少見。兩《唐書》中沒有一個姬姓人物，僅在《元和姓纂》中對其世系有簡要的記載，但所提到的這支姬氏大約并不是漢人，從姬總持家族河南洛陽的郡望來推測，很可能是代人遷洛后所改。其家族的墓志自清嘉慶以來便陸續有所發現，加上最近在西安出土的姬總持本人的墓志，已有六方之多，使我們可以依賴這些墓志來重建其家族在北朝到唐初的發展歷程。總體而言，姬氏大約可以算是北魏以降二流的政治家族，累代仕宦，先世多任邊郡的守將與刺史。家族中最為出名的人物是姬總持的祖父姬威，其本人的墓志也已經發現。他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姊妹嫁給了西魏的宗室元智，并在《隋書》中被提及。姬威起初是太子楊勇的親信，但被楊廣收買，為其伺察、告發楊勇的過失，成為楊廣奪嫡計劃中的一個棋子，據聞曾在年初熱播的爛劇《隋唐英雄》中有出鏡，不過其卷入宮廷政治的程度較之于孫女姬總持則是小巫見大巫了。

　　作為一名官N代的子女，姬總持早年的生活頗平淡無奇，循著關隴貴戚間慣常的通婚網絡，十四歲時便嫁給唐義安王李孝常的第六子李義余，婚后不久便育有一子李家福，人生似乎已經能看見終點，但事實上其一生的波瀾在貞觀元年（627）才剛剛揭開序幕。

　　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其公公李孝常一家的背景。李孝常的祖父李景本是隋文帝楊堅之父楊忠隸下的軍士，因與家婢私通，生子圓通。李圓通出身低賤，最初不過是楊堅家中照管廚房的仆隸。但因其驍勇有力，在周隋禪代之際，隨護楊堅左右，頗立勛勞，借此發跡，成為隋文帝時代炙手可熱的關隴新貴之一。但李圓通與隋煬帝的關系似乎并不那么親密，圓通本人因得罪宇文述，被控受賄，免官后發疾而卒。其子李孝常至隋末也不過仕至華陰縣令這樣的小官，但他在唐高祖李淵西入長安時，據永豐倉降唐，搖身一變成為李唐的開國元勛。永豐倉是河、渭間轉運漕糧的屯聚中心，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足為霸業之資。李淵自己便曾言：“千里遠來，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復何論。”當然李孝常和李淵的關系不僅于此，其妹夫竇軌是李淵妻竇氏的從弟，兩家本是姻親，故而李孝常本人雖無大才能，卻深受李淵的信任，名列宗籍，受封為王。李淵臨朝，常賜其同榻而坐，是武德年間煊赫一時的人物。因而，對于姬總持而言，與李家的聯姻最初大約算是一樁很不錯的婚事。

　　不過，到了貞觀元年，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事情便開始起了變化。先是年初，外任為利州都督的李孝常奉召入京，閑居無事，不久之后其子李義宗坐劫道被誅，到了當年十二月，李孝常與劉德裕等人因謀反被誅。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而登上帝位的李世民，因成就貞觀之治的偉業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皇帝，但貞觀之初的政治局面是極其復雜而險惡的，毫無天下歸心、萬民擁戴的盛世之象。僅在一年之間，地方上便先后發生了廬江王李瑗、羅藝、長樂王李樂良、王君廓等四次大規模的叛亂，這些叛亂大都與其父李淵、其兄李建成關系密切的一些舊臣有關。而李孝常聯絡劉德裕、長孫安業等禁軍將領，勾結城門郎韋元整，欲重演玄武門之變的密謀，則是其中最為兇險的一次。牽連其事者，包括追隨高祖太原起兵的重要將領劉弘基、長孫順德，甚至還有長孫皇后之兄長孫安業。這些人大都出自關隴集團中的顯要家族，可見之前長期而酷烈的儲位之爭，大大分裂了李唐的統治核心。

　　姬總持作為謀逆要犯的家屬，被籍沒入宮，人生軌跡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不過運氣還算不錯，恰逢太宗第九子李治在第二年六月出生，姬總持有幸承擔了保育小皇子的責任。在北朝隋唐的宮廷中，因罪沒入宮掖的官宦人家的婦女借助保育皇子機會，在宮廷中站穩腳跟，后又隨著皇子登基稱帝而重振家聲的例子并不鮮見，姬總持便是我們最新知道的一個。由于長孫皇后在貞觀十年（636）便早早去世，當時李治不過九歲，而太宗晚年的儲位之爭盡管沒有釀成玄武門之變這樣血腥的殺戮，但亦足夠慘烈。對于天性柔弱的李治而言，姬總持大約是這段艱難歲月中最可親近仰賴的人物。姬總持甚至在貞觀后期缺少皇后的宮廷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太宗遠征遼東，命李治在定州監國，也算是對太子治國能力的一次考試。墓志中暗示姬總持此時在定州宮廷中承擔了關鍵的責任，并曾率領太宗的嬪妃，前往遼東前線覲見。姬氏遼東之行另一可表之事是轉達了太子李治給其舅長孫無忌的詩作，《文苑英華》卷六二七載許敬宗《為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箋》云：“無忌惶恐白：內使滎陽夫人至，蒙寄嘆別五韻，并垂示擬古一首。”此處的滎陽夫人無疑便是姬氏，長孫無忌貞觀十六年（642）加司徒，此事當在其后，箋中有“乃以監守余暇，俯貺清篇”、“想懸旌之未卷，察翹心于征旆”等語，可以確定是貞觀十九年（645）太子于定州監國時所作，反映出李治與其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長孫無忌之間密切的私人互動。

　　眾所周知，后來武則天的出現，完全改變高宗時代后宮的權力結構。但看上去姬總持似乎和武則天相處得還算不錯。墓志有意將晚年的姬總持塑造成一個虔信佛教，毫無世俗權力欲望的人，總持這個具有鮮明佛教色彩的名字可能也是她晚年才用的。但她曾兩次提出改變周國夫人的封號，以免和武士彟、賀蘭敏之周國公的封贈同名，顯示出其“審慎自中，謹密形外”的心機，以避免引起權力欲極強的武則天的猜忌。姬總持在麟德二年（665）去世，死后備極哀榮，太子李弘、沛王李賢、武則天母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當時后宮中最顯要的人物皆親往祭贈。高宗對這位幼年的保傅表達了特殊的感情，除了優給賜物、喪葬官給、監護喪事、供給手力等官樣文章外，特別“敕使內給事馮士良，送御所制詩及手敕一卷，焚于靈前”，表達了私人的悼念。

　　當然，在唐代前期，因罪被籍沒入宮，而改變人生命運的女性，遠非姬總持一人。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上官婉兒之外，《唐語林》中提到高宗的乳母盧氏，本是杜才幹之妻。杜才幹傳世文獻中僅記其一事，云其本李密舊部，設計誅殺李密叛將邴元真后，以其首至黎陽祭李密之墓，后以濮州降唐，可謂是血性之人。至于為何后又被牽入謀逆之事，則不得而知。盧氏請求死后能與杜才幹合葬，但因杜才幹曾犯謀逆大罪而為高宗所拒。有意思的是，姬總持以崇信佛教為由，遺言不與其夫合葬，但仍選擇安葬在李孝常家族的墓地。墓志云“西望舅姑之墳，用展生平之志”，其時距離貞觀元年的那場政變已過去了三十八年。

　　至于本文的第二位主人公李氏，不但在傳世文獻中了無蹤跡，直至現在我們仍不知其名字，只能憑據其夫司馬慎微墓志（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十期）中附存的一小段文字，略窺其生平。司馬慎微本人宦途不達，盡管墓志中提到其先后被紀王李慎、褚遂良等達官顯貴賞識，但一生沉淪下僚，僅仕至梓州通泉縣尉，卒于調露二年（680），享歲四十八，生平并無任何特別之處。李氏的出身也很平常，其父李嗣源仕至洛州壽安縣令，亦不見于史傳。若李氏與司馬慎微年歲相去不遠的話，其時亦當四十有余，其愛子早夭，僅有一女適河東柳氏。按照唐代女性的一般生命軌跡，不外乎誦經念佛，了度余生罷了。但李氏在守寡九年之后，至載初元年（689）卻被卷入了武周革命的歷史漩渦中去，“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潁川郡王載德詣門辟召侍奉。宸極一十五年，墨敕制詞，多夫人所作”。李氏長安二年（702）六月卒于宮中，僅過了三年便發生了擁戴中宗復位的神龍政變，則這位無名的李氏是武則天一朝詔敕主要的起草者之一。我們現在已很難知道李氏的才名如何為朝廷聞知，亦不知武則天“臨朝求諸女史”的范圍和規模如何。引介李氏入宮的潁川郡王武載德，雖是武則天從弟，但在史籍中留下的記錄很少。但若將李氏與著名的上官婉兒之生平相比對，則能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

　　《舊唐書·上官昭容傳》云其“圣歷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則上官婉兒進入政治核心圈已在武周后期，當時距李氏去世不過三四年。上官儀麟德元年（664）被誅，上官婉兒沒入宮時尚在襁褓，至圣歷間約三十五歲，方得與聞機密，其實并不算早，可見武則天對其本懷戒意，談不上有特別的恩遇。否則載初元年，上官婉兒已二十五歲，憑其早慧的文學才能，足以擔當草擬詔敕之責，根本不需再從宮外招入李氏。事實上，直至中宗登基，上官婉兒方得“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因而上官婉兒在宮廷中權力的擴張與鼎盛，是在中宗時期，而非武則天時，而在上官婉兒之前宮廷中扮演類似角色的很可能便是這位李氏。圣歷元年（698）三月，武則天召還廬陵王李顯，并逐步默認李唐在其身后復辟的事實，留給上官婉兒在政治上所能騰挪的空間亦極有限。我們在過去可能夸大了其在武則天時代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李唐前期，一系列女性人物在政治上活躍，與女主政治的性別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趙雨樂曾提出一個頗有意思的假說（見氏著《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認為唐前期由于多是女主當政，宮官、命婦利用性別上的便利，成為了溝通宮廷內外的重要渠道，也獲得了顯赫的權勢，而唐后期宦官權勢的崛起，與玄宗上臺之后刻意防制后宮有關。唐前后期政治的一大變化，在于皇帝身邊的政治側近群體由宮官變為了宦官。因而，墓志中提到武則天稱帝之初，即刻“求諸女史”，其實和皇帝性別從男性變為女性的現實需要有關，但由于史籍的缺載，我們已不能了解這種因皇帝性別轉變而引起的制度更動的范圍有多大。過去我們更多地將上官婉兒的崛起歸因為其文學上的天縱之才，但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是皇權性別轉換的現實為才女政治提供了“制度通道”。武則天時代的宮廷中可能曾有多位如上官婉兒一樣的才女擔負過類似草擬王命、參與機密的角色（按唐制中書舍人置六員，后期翰林學士亦常置六員，事實上起草詔敕是極為繁巨的工作，不可能僅由一人承擔），只是這些女性后來沒有如上官婉兒一樣背負“亂政”的惡名，而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