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的歷史透視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他在位時間一共是54年，在他去世之后，人們對他有各種評價。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毛主席《沁園春》詞里的一句——“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了。這個評價固然帶有遺憾的口吻，但毛主席是在縱橫百代的背景下評價歷史人物的，能夠進入他評論范圍之內的,都是歷史上的雄杰人物。這里我想列舉幾位歷史學家對漢武帝的評價：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概括漢武帝的事跡用了“內修法度，外攘夷狄”這八個字，即對內建立了有關治國的制度與方略，這是漢武帝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對外用戰(zhàn)爭的手段開疆拓土，漢武帝時期奠定了中華帝國版圖的主體部分。

    《漢書》的作者班固曾經比較了西漢的幾個皇帝，他說漢高祖劉邦是“撥亂世反之正”，也就是結束戰(zhàn)亂，重建一統(tǒng)；說漢文帝和漢景帝(也就是漢武帝的祖父與父親)是“務在養(yǎng)民”，就是“與民休養(yǎng)生息”，讓社會經濟迅速得以恢復與發(fā)展；而說漢武帝則用了“雄才大略”這四個字。

    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夏增佑先生說，“武帝時為中國極強之世，故古今稱雄主者，曰秦皇漢武”，他還說，歷史上有的皇帝是一代之帝王，比如漢高祖劉邦；有的皇帝是百代之帝王，比如秦始皇和漢武帝。所謂百代之帝王是說他的歷史貢獻與歷史影響并沒有因為他的朝代結束而結束，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延續(xù)到此后很多代。漢武帝的歷史影響，2000多年依然在方方面面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漢武帝是一個在歷史上作出了杰出貢獻、對歷史有深遠影響的人物。

    漢武帝即位后繼承了“文景之治”的所有遺產，并選擇了推行改革，希望為后世開創(chuàng)出長期沿用的治國制度

    漢武帝即位的時候，漢朝已經建立了60多年，經過漢文帝與漢景帝的苦心經營，西漢前期的政權穩(wěn)定下來，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之為“文景之治”。應該說漢武帝即位的時候繼承了“文景之治”給他的所有社會遺產——有的是漢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前提與保證，有的則是有待突破和開拓的。

    我先說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對他有利的一面。

    第一是社會經濟得以迅速地恢復與發(fā)展，國家和民間的經濟力量有了明顯的積聚和提升。漢朝立國之初，經過多年戰(zhàn)亂，經濟很困難。司馬遷記載說“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貴為天子也沒有辦法配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來駕車，而大臣們甚至找不到馬匹，要乘牛車出行。經過“文景之治”，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全國的經濟形勢好多了。司馬遷同樣記載說“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就是國庫里面的錢因為長期沒有動用，所以拴錢的繩子都腐爛了，要想清點一下國庫里有多少錢，居然數不清。而國庫中的糧食，多到了“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的地步，也就是說每年都有新的糧食入庫，而舊的糧食沒有動用，所以糧食都爛在倉庫里不能吃了。大家知道，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yè)國家，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就看兩項指標：一個是國庫中錢積累多少，再一個就是糧食積累多少。顯然，這個時期西漢王朝是較為富裕的，而且這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有這樣一個細節(jié)，當時民間聚會，人們騎著的馬匹一定是公馬，如果誰去參加聚會騎的是母馬就會感覺沒面子。這與西漢初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第二是當時的社會比較穩(wěn)定，政治比較清明，西漢政權得到了老百姓的擁戴。西漢立國以后，統(tǒng)治者非常注意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教訓，采取了休養(yǎng)生息的一系列政策，減輕賦稅，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另外在法律制度上陸續(xù)地做了許多改革，重點是廢除了幾個最不得人心的法律，比如說挾書律、誹謗罪、妖言令等等。這使得民間與官府的溝通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狀態(tài)，老百姓對官府是從心底擁護的。有這樣一個記載，說當時皇帝有詔書要對百姓公布(詔書是由地方官來負責公布的)，老百姓聽說后扶老攜幼，甚至不顧身體殘疾行動不便，趕到現(xiàn)場去聽地方官員傳達皇帝的“德音”。由此可見百姓對這個政權真的是衷心擁戴。

    那么，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又面臨著文景之治遺留的哪些問題呢？概括地說，就是國家對于社會的控制能力對內和對外都呈現(xiàn)出一種弱勢的姿態(tài)。對內控制力弱，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達官貴人僭越制度，有的諸侯王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禮儀規(guī)程，生活的腐化也開始流露出來；再一個就是地方豪強、游俠橫行，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他們。對外控制力弱，特別表現(xiàn)在與匈奴的關系上，這時候還是受到來自匈奴的軍事侵略以及政治挑釁。當然，從漢高祖劉邦建國開始，漢朝就想用戰(zhàn)爭的手段解決來自北方匈奴的軍事威脅，但是失敗了，所以此后漢朝的統(tǒng)治者不得不為了邊境的大致安寧，而采取和親政策.其實所謂的和親就是不定期地給匈奴送上大批彩禮，贖買和平。可即便是這樣，雙方還經常有形勢緊張的時候。

    這是漢武帝即位之初面臨的形勢。針對這樣的形勢，作為一個新的當政者，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的統(tǒng)治方略呢？是繼續(xù)延用以前的政策，還是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改革？這個時候，真正有遠見卓識的人都意識到應該推行改革。最早明確對漢武帝提出推行改革的是西漢思想家、儒學宗師董仲舒。在董仲舒給漢武帝的一封對策中，他提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這兩個字合在一起，用現(xiàn)代漢語來說，最貼切的對應詞就是改革。董仲舒這段話的大意是，當形勢需要改革的時候卻不改革，這樣即便是有英明的人在位，這個國家也治理不好。所以漢朝從得天下以來一直就想要把天下治理好，但是現(xiàn)在也沒有完全治理好，原因就在于應該改革的時候卻沒有改革。董仲舒作為一個思想家、作為一個政論家,他給漢武帝提出這樣一個要求，實際上是站在了時代的最前沿，發(fā)出了一個時代的呼吁，那就是形勢發(fā)展到現(xiàn)在，必須要改革，改革才能真正把這個國家建設好。

    漢武帝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人，面對必須承擔的歷史難題，他是有足夠的承載力量的。到了晚年，漢武帝在總結自己一生的時候，講到了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改革之舉。他以回顧和總結的口吻講到即位之初面對的選擇：“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他說漢朝政權剛建立的時候，處在草創(chuàng)階段，再加上周邊有外敵的軍事威脅，如果我不改變一些做法，后世子孫要想治理好這個國家就沒有可以遵循的法度。由此可見，在漢武帝心目中，祖父漢文帝和父親漢景帝所作出的功業(yè)都不是根本大業(yè)，都是在緊急狀態(tài)采取的臨時措施，而他給自己定的歷史使命，是要為后世子孫創(chuàng)造出一套可以長期沿用的治國制度。因為有了這樣的想法，漢武帝登上歷史舞臺后，漢朝的政治局面為之一變，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漢武帝既然意識到必須厲行改革，那么他就要從各個方面來推行一套新的制度。以下我從幾個方面來講漢武帝勵精圖治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