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

漢武帝的謚號雖然是“武”，班固在《漢書·武帝紀》最后的贊語中總結漢武帝的歷史功績，卻沒有一個字言其武功，而是突出地強調(diào)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說，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突出進步的。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shù)，協(xié)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繼周代之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業(yè)，而有三代之風。”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他貶抑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儒學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臺上逐漸成為主角。《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風矣”。公孫弘建議各地以道德學問為標準薦舉人才，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于是據(jù)說從此之后，“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創(chuàng)建太學。國家培養(yǎng)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于是出現(xiàn)。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qū)W的風氣，對于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與歷朝建國初期的形勢同樣，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出現(xiàn)以“功臣”為行政主體和以“功臣子弟”為行政主體的形態(tài)。漢武帝執(zhí)政，開始了新的歷史轉(zhuǎn)變，“賢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漸上升。中國選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舉制和科舉制這樣三個主要階段。察舉制的確立，是漢武帝的一項政治發(fā)明。漢文帝時，已經(jīng)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作法。不過，這種選舉形式還沒有成為確定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后，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guī)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shù)。這一詔令表明察舉制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察舉制作為選官制度的主體的地位已經(jīng)得以確立。這一歷史進步意義重大。勞榦因此認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漢武帝時代實行了史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于學術思想的自由發(fā)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堅持“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強調(diào)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這對于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的形成，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上古文化的豐收季節(jié)

《淮南子》和《史記》是漢武帝時代的兩座文化豐碑。

《淮南子》一書，可以看作西漢前期思想的總結。《漢書·藝文志》將它列為雜家，其實，這部書大體還是具備完整的體系的。《淮南子》積極提倡“無為”的文化原則，這是和漢初政治文化形勢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說的“無為”，并不是說凝滯不動，而是要人們注意順應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說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會歷史觀也有體現(xiàn)“民本”思想的內(nèi)容。

在漢武帝時代，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之一。《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歷代評價所謂“貫穿經(jīng)傳，馳騁古今”（班固），“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蘇轍），“深于《詩》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學誠），“《五經(jīng)》之橐鑰，群史之領袖”（崔適），“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等，都說明在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體內(nèi)容的“文”“史”之中，《史記》很早以前就已經(jīng)形成了標范性的影響。

漢賦和樂府詩的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漢武帝時，賦的創(chuàng)作走向全盛階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司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這一時期賦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這些賦以氣勢恢廓，景物華美，詞藻奇麗為特征，正反映了當時文化氣度的宏闊廣大，時代精神的豪邁勇進，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采。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詩，多托名于漢武帝時代的人物，如題為蘇武和李陵贈答的五言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清代學者郎廷槐《師友詩傳錄》有“漢武樂府，壯麗宏奇”的評價，應當理解為對漢武帝時代以“樂府”為標幟的文化成就的肯定。

晚年漢武帝和“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是發(fā)生于漢武帝統(tǒng)治晚期的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之多，竟數(shù)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tǒng)治上層嚴重的政治危機。漢武帝晚年，曾經(jīng)疑心有人使用“巫蠱”的巫術手段謀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蠱”。處理“巫蠱”一案的官員在宮中“掘蠱”，利用漢武帝和太子劉據(jù)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沖犯皇后和太子。劉據(jù)無以自明，舉兵反抗。漢武帝親自指揮鎮(zhèn)壓，太子軍與政府軍“合戰(zhàn)五日，死者數(shù)萬人”。這是中國帝制時代首都發(fā)生流血事件的最極端的史例。劉據(jù)失敗后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殺。

事變之后，“巫蠱”冤情逐漸顯現(xiàn)于世，漢武帝內(nèi)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處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劉據(jù)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臺，以示哀念。漢武帝又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zhàn)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zhuǎn)變。他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tǒng)統(tǒng)予以罷除！他在正式頒布的被譽為“仁圣之所悔”的輪臺詔中，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將西域戰(zhàn)爭繼續(xù)升級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決意把行政重心轉(zhuǎn)移到和平生產(chǎn)方面來。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養(yǎng)民”的決心。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此寫道，漢武帝有種種過失，“其所以異于秦始皇無幾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及時扭轉(zhuǎn)了局勢，“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李贄《史綱評要》卷七《漢紀》評價：“漢武惟此一詔可謝高帝、文帝。”“天下大壞而得以無恙。”“過天地之風雷，可不勇哉！”

田余慶這樣評價“巫蠱之禍”與漢武帝的政策轉(zhuǎn)變：“歷史動向向我們昭示，漢武帝作為早期的專制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tǒng)治經(jīng)驗，既要盡可能地發(fā)展秦始皇創(chuàng)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亡秦覆轍。在西漢國家大發(fā)展之后繼之以輪臺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shù)某晒Α?rdquo;“輪臺詔能夠奏效，是由于它頒行于局勢有可挽回之際，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漢武帝雖然提供了專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為止的王朝歷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漢武帝以“罪己”詔取得成效的皇帝，卻不多見”。 

多情的帝王，無情的帝王

“金屋藏嬌”故事，是以漢武帝為主角的宮廷情感童話。在陳皇后也就是阿嬌之后，漢武帝專寵衛(wèi)子夫。衛(wèi)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王夫人去世較早，后來李夫人得寵。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寵。據(jù)說這位尹婕妤，原先是倡女。《史記》褚少孫補述說：“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這樣的說法，看來符合漢武帝的心理。他晚年喜愛的女人鉤弋夫人，卻因其子被選定為繼承人，被漢武帝冷酷地逼上死路。

漢武帝在位時，曾經(jīng)頻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間，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職時間只有4.15年。其中衛(wèi)綰漢景帝時任相，漢武帝任命的丞相計12人。其中除田千秋繼續(xù)在漢昭帝時代擔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錯亂致死，也不屬于正常死亡），有3人被免職，2人有罪自殺，3人下獄處死。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數(shù)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漢武帝晚年，曾出現(xiàn)李陵所謂“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shù)十家”的情形。

我們在認識漢武帝的業(yè)績時，首先應當明確，對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專制政治的背景。漢武帝雖然史稱“雄才大略”，但功業(yè)的背面多有禍民的事實。而神仙迷信和長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經(jīng)著《帝王春秋》，“舉吾國數(shù)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兇大惡，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諸種罪惡中，“弱民”、“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等，漢武帝均不能免。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這樣的評價，應當說是不違反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