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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多貶官。遭遇“二十三年棄置身”的劉禹錫，依舊寫“病樹前頭萬木春”；被貶被下大獄的蘇軾，依舊歌“大江東去浪淘盡”；被貶的范仲淹，依舊表達“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此外遭遇被貶命運的還有屈原、杜甫、歐陽修、陶淵明、韓愈、柳宗元……

    “貶”唯獨對于他們，是一種人性光芒的折射，一種政治信仰的宣言，是贊美詩，是正氣歌。他們遭貶卻依舊心懷家國，他們遭棄卻依舊憂國憂民，他們是挺國家挺民族挺歷史的鋼鐵脊梁。記者想把他們這種骨子里的堅守，稱做“政治韌性”。

    擁有政治韌性的官員，才是打不倒的官員，才能在歷史中挺立成偉人、巨人。歷史上，多位權傾朝野的商丘籍官員，像沈鯉、宋纁、呂坤、楊東明等，他們上時唯有剛直敬業，貶時只帶回兩袖清風。他們始終保持著一個“一身戲”的舞者，一旦朝廷呼喚，就又能健步登臺，一招一式，認真“唱念做打”。

    楊東明一生于官場上兩進兩退，正是他超乎常人的政治信仰、政治韌性，成就了一位貢獻卓著的歷史政要，一個萬民稱頌的布衣“楊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將嚴肅、狹義的政治概念，演繹成國泰民安、盛世太平，哪里要問他是在廟堂之高，還是在江湖之遠。

    “居鄉善俗”，俗要怎樣“善”？楊東明的答案沒有文字，只有行動。他“置社倉，以備饑饉；設義莊，周助婚喪；隆冬施袱，顛連得所；災疫施藥，疾病賴以生；人有冤抑未伸者，必為昭雪”。五進五退的陶淵明，他為百姓構建的桃花源在幻境。兩進兩退的楊東明，他為窮苦人建造的桃花源在眼前。

    這兩年商丘有一個大的文學策劃，做歷史題材的系列長篇小說創作。同為虞城人，楊東明的這一選題就義無反顧地落在了高青坡的肩上。高青坡是一位底子很厚的寫實作家，“厚”的不只是他的文學素養，還有他的人格力量。由他來完成對楊東明的創作，于他于楊東明，就都成了商丘文學的熱切期待。

    大丈夫居鄉善俗

    如果給楊東明這位“楊爺”也畫上幾幅《善政善俗圖說疏》，他“居鄉善俗”的這一筆，似乎更為耀眼，更為濃墨重彩。

    因彈劾沈思孝觸怒皇帝，楊東明被貶為陜西布政司照磨，就是一般的小文員。到任不久，他便掛官回鄉，脫下官服，做一介布衣。退則澤被閭里，又一個二十年，雖不在其位，他卻依舊在踐行另一種官樣人生。

    孔子當初還鄉祭祖，曾在商丘多個地方設壇講學；后來范仲淹留學商丘，并重振應天書院。古往今來，商丘一直彰顯有“禮以述法育民德，樂以陶情助風化”的優良教育傳統。這不僅賦予了楊東明儒學風范，更敦促他投身其中，竭力踐行。

    他先是出地捐資，在虞城縣老城西郊，與當地名儒創辦“折柳亭”學館。明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17年），他與弟弟楊東光捐資重修縣儒學館。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又建“首善書院”。其時不少東林黨黨魁曾來“首善書院”講過課，侯恂就是一個。后以散文名揚天下的侯方域在此上過學，成為楊東明的得意門生。楊東明除親自講學外，還廣為學校聘請名師，先后教授弟子數百人。他注重教學實踐，反對空談，主張“言必行，教育者應先行”，就是現在適用廣泛的“知行合一”。

    “植萬古綱常，要立定自家腳步；做兩間事業，須推開物我藩籬。”這樣的襟懷，什么樣的阻礙不能笑著面對？什么樣的險惡不能踏在腳下？什么樣的厄運不能包容于胸？

    雖為一介布衣，楊東明似乎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心力造福鄉里。見城墻殘垣斷壁，他與知縣同倡重修。城墻原為土墻磚垛，他帶頭捐資，帶動大戶、名流捐助，將土城墻修成磚城墻。后崇禎己亥時，流寇圍攻縣城數日，因城墻堅固，終不能入，城內百姓安然無恙。

    當年的黃河已經改道北徙，但坐落在故道邊的虞城利民鎮，依舊常常面臨水患。這個時候，楊東明便率領村民搶險護堤，暴風驟雨，晝夜無間。“眾有饑者，犒之瓜餅；倦者，鼓之歌唱。”以此鼓舞民眾，戰勝困難。為防洪水橫流，殃及城池、淹田漂廬，他還向知縣王納言倡議，在縣城南五里處開挖溝渠，防止水患。此溝后命名為“惠民溝”，至今仍叫這個名字。

    有詞語叫“入鄉隨俗”，在哪山唱哪山的歌。身在家鄉，楊東明不只是隨俗，而是積極善俗。他主張“置社倉，以備饑饉”。社倉是民辦糧倉的一種，由南宋朱熹首創，社倉不特指某個糧倉，而是一種儲糧制度。一般沒有專門的倉庫，而是在祠堂廟宇儲藏糧食，糧食的來源是勸捐或募捐，存豐補欠。楊東明在鄉里建社倉，并帶頭捐糧、勸捐和募捐，保證了饑民有飯吃，饑年有糧放。

    “設義莊，周助婚喪。”義莊為范仲淹首建，范氏義莊有八九百年的漫長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楊東明承繼先賢范仲淹遺風，建起楊氏義莊，族人或窮人可以在此領導婚嫁費、喪葬費等。義莊是一種慈善機構，建義莊是一種善舉，楊東明為此拿出自家的田地，而且大部分的田租都用來做慈善了。

    “隆冬施袱，顛連得所；災疫施藥，疾病賴以生。”除置社倉、設義莊外，楊東明每年冬天還要積極“舍襖”，就是每到冬天舍出幾百件棉襖，供災民過冬。不僅如此，他還千里搭起粥棚，讓一路乞討來的人有熱飯果腹；因災瘟疫流行，他廣施醫藥，救死扶傷。顛沛流離者在他這兒有義莊安身，有棉衣過冬，有熱粥充饑，有藥石伐病。

    與此同時，“人有冤抑未伸者，必為昭雪”。楊東明何以被鄉人尊為“楊爺”，這就是答案了吧。中國人舊時對官僚、財主稱“爺”，尤其是京味電影中常聽到這種稱法，不全是敬稱，更多的是含著一種卑怯，一種卑微，甚至是一種自輕自賤的屈辱。而這樣的一聲聲“楊爺”，卻聽得我們動情動容，這是義薄云天的人格，這是氣塞天地的襟懷。

    “退則澤被閭里。”楊東明對此的踐行可謂不遺余力，鞠躬盡瘁。

    因為理性 所以才更人道

    同樣辭官歸里，楊東明就曾對他的親家呂坤表示過不滿。

    呂坤回鄉后，大多時間是在著書立說，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的民生思想，親聞的百姓疾苦，親見的民不聊生。他用筆墨呻吟，用文字吶喊。

    他這種君子只動口、動手的行為，很讓他的親家楊東明不滿。楊東明是一位行多于說的思想者，一位主張“知行合一”的行者。他直言呂坤，不能只做書齋中的隱士。

    和呂坤一樣，楊東明也一生致力于理學的研究和弘揚。他起初繼承、研究程（程頤）、朱（朱熹）、陸（陸九淵）、王（王陽明），后專宗王陽明，為當時北方王門學派的代表人物。晚年從王學中分化出來，由“心學”轉向了“氣學”，為晚明時期氣本論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清初三大儒”中的孫奇逢和黃宗羲尊其為“中州山岳”“理學功臣”。楊東明的理學著作頗豐，主要有《論性臆言》《性理辨疑》《興學問答》《山居功課》《金臺會語》等。其中《性理辨疑》《興學問答》《金臺會語》等散佚不傳。

    作為北方王門學派的重要代表，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完全影響著楊東明理學認知的方向和確立。

    王陽明講心、講性、講良知、講仁、講誠、講修齊治平、講萬物一體等，尤其強調良知、良能、誠意、明德、親民等范疇。王陽明看重并主張“知行合一”。他認為，知與行的“先后”和“難易”問題，是中國哲學家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他表示：“知則必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真知則必行，不行終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動，知行同是心的兩個方面，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目的，王陽明自己說，是為吃緊救弊而發，知與行，重點在于強調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里的行，含有社會實踐的意義，說到底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踐履。

    王陽明的哲學學說，多得之于傳統儒學，基本上都來自《孟子》和《大學》，尤其是其心學，更是對儒家思想資源的繼承和發展。他所強調的萬物一體，不僅繼承了先秦早期的儒學，尤其是孔子仁學思想、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的思想。這是王陽明被稱為理學家，同時又被視為儒家學者的原因所在。

    在中國，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王門理學，其宗不離“儒釋道”。商丘是“儒釋道”三大傳統文化和思想文明碰撞、融合和流播四方的地方。作為土生土長的商丘人，楊東明的理學思想繼承的雖是王門衣缽，但更多的則是直接得老子、莊子、孔子、孟子真傳。

    為官時，他踐行知行合一，敢直言，曾多次上疏指陳時政，彈劾奸黨，聲援東林，其學問、氣節為后世學者所推重。為布衣時，他踐行知行合一，講良知、講仁、講誠、講明德、講親民、講修齊治平，居鄉善俗，澤被閭里。他的善政善俗，正是老子、莊子、孔子、孟子思想的高度統一。可以說，楊東明治學嚴謹，可謂一位有獨立思想的哲人。

    晚年，楊東明從王門學派中分化出來，這正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一個華麗轉身。是在通達“儒釋道”正統思想后，在理學思想的基礎上有了更多的創新和發展，他個人獨到的見解，可謂是對王學空談心性的一種糾正，是為提倡具有實踐意義的道德學說而對王學的一種積極修正。

    曾經，臺灣著名學者吳秀玉女士的丈夫高雙印先生，為撰寫好楊東明，不辭辛苦，回到大陸。他先是走訪了河南省社科院、黃河水利委員會，后又到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獲得了楊東明散落不多的資料，尤其是楊東明珍貴的《饑民圖說疏》。為此，高先生特意來到虞城利民鎮，拜謁楊東明墓，并做了大量采訪。這是對歷史文化的高度尊重，是對楊東明的一次重大“考古發掘”。

    或許正因為沐浴著這種理性思想的光芒，楊東明的一生，無論居朝，還是立野，無論為國，還是為民，都那么彰顯人道魅力。尤其是在鄉間置倉社、設義莊等，他總是先拿自己開刀，率先革自己的命，不畏蚍蜉撼樹，不言不自量力。這種精神的感召力，極具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舟一楫難渡汪洋，一步一趨難踏大道。眾人協力，水敢讓路，山會低頭。楊東明的時代過去了，但楊東明精神的時代從沒結束。■策劃/張浩哲　■文/晚報記者 班琳麗 【原標題：楊東明：立朝善政 居鄉善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