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陶瓷，龐雜而至簡，婉約而至定，傳統而時尚。

    他36年前燒出中國鈞瓷的巔峰之作《寒鴉歸林》掛盤（與人合作），22年前榮膺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稱號。

    他創燒的鈞瓷《道玄缽》，被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耿寶昌先生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他，就是劉家鈞窯掌門人劉建軍。

    它化而自化

    一件鈞瓷，能讓內行、外行都去憐去愛，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鈞瓷。受到耿寶昌先生稱贊，劉建軍自有不凡的學藝歷程和天賦。

    1952年劉建軍出生在神��的鈞瓷世家。“父親劉振海是禹縣（現禹州市）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七級工，拿64.25元的工資，在廠里領的是最高工資。”劉建軍說：“那時我們兄妹5人，一家7口，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邁過這個，還有那個。”

    劉建軍從小就喜歡到父親的廠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就學著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電爐烤毛主席像章。劉建軍說：“1968年，剛滿16歲，初中畢業，我就進了父親所在的鈞瓷二廠。”

    起初，他在實驗室搞高壓電瓷實驗。“惡補陶瓷工藝美學，最后實驗成功了，燒成了高壓電瓷，但還是搞不懂到底是怎樣弄成的”。

    1972年，禹縣各大瓷廠已經開始研制、恢復鈞瓷生產，劉建軍渴望父親能讓他到實驗室搞鈞瓷的造型與釉色研究。但是，父親卻硬要他燒窯。

    燒窯，苦不堪言。一窯燒下來，二三十個小時；每隔15分鐘，添煤一次，可謂又臟又累又苦。

    開始燒窯，劉建軍創下了連燒17窯的失敗記錄。無奈，他只好從頭學習。學習其他人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劉建軍邁過了燒窯這道坎兒。

    這窯，一燒就是8年。直到1980年，劉建軍調任二廠技術科擔任副科長，負責釉面磚研究；1983年成為技術科科長。

    “其實，《寒鴉歸林》是1974年燒出來的。燒成后，就扔到了倉庫里。直到1983年二廠要在中國工藝美術館搞展覽，這才想起了那個掛盤。”劉建軍說，“幾個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扒出來，看來看去，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巧奪天工》。姚雪垠先生一聽，就笑了：‘太土，太沒詩意了，明天我給它起個名字’。第二天，姚先生送來一首詩：‘出窯一幅元人畫，落葉寒林返暮鴉。晚靄微茫潭影靜，殘陽一抹淡流霞。’這才有了《寒鴉歸林》。”

    “《寒鴉歸林》，那是碰的，根本不知道是如何燒出來的。它的揚名也與時代密不可分。”劉建軍說。

    1984年底，劉建軍升任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1991年5月，調任鈞瓷一廠廠長兼黨委書記。1993年，劉建軍辭職并于次年與弟弟劉志軍共創“建軍鈞窯”；2005年，“建軍鈞窯”更名為“劉家鈞窯”。

    劉建軍陶藝生涯40多年，陶瓷藝術成就卓爾不群，卻也兩次與“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擦肩而過。1988年，第四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鈞瓷界推選的是鈞瓷一廠時任廠長的劉國安、鈞瓷二廠時任技術副廠長的劉建軍。但是，評選制度要求擔任領導職務者不得參選。于是，鈞瓷二廠推薦了邢國政、鈞瓷一廠推薦了劉富安。因為名額只有一個，邢國政已經退休，劉富安當選為鈞瓷界的首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2006年，第五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劉建軍與孔相卿、任星航、楊志被推舉為候選人，最后孔相卿、楊志當選，劉建軍再次落選。是年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對劉建軍說：“你報送的評選作品，包括鈞瓷、汝瓷、官瓷、哥瓷，評委不知如何歸類，這可能是你落選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燒鈞、汝、官、哥，說不為了掙錢，是笑話；說完全為了掙錢，也不是實話。”劉建軍說，“汝、鈞、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窯，其中鈞、汝、官、哥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為燒好鈞瓷，我必須研究汝、官、哥，燒好汝、官、哥呀！”

    3年之后，劉建軍厚積薄發，“劃時代”的《道玄缽》終于燒制成功。

    如果沒有鈞、汝、官、哥四窯同燒，《道玄缽》不可能誕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永遠酬勤：四窯同燒是一座必然要過的橋梁，不在這座橋梁上艱苦它化，就不會有《道玄缽》的悄然自化。

    釉變而型變

    今天，又面對一個賀歲鈞瓷的新品，劉家鈞窯推出的《虎福吉祥》。作品的意蘊，顧名思義即可。令人感興趣的，倒是那奇特的“金質開片”施釉工藝。

    在禹州召開的2009年中國鈞瓷文化旅游節上，劉家鈞窯推出的《道玄缽》使人驚艷不已：半球狀的造型不足為奇，奇就奇在鈞釉展現在缽的內側，明凈的天藍色；而外圍卻是一種暗黃的厚釉，看起來茸茸的，摸起來澀澀的，似柔還剛。像皸裂的河床嗎？像秋后的大地嗎？

    似是而非，承道載玄。鈞瓷可以這樣做嗎？可以！它贏得了大家的好評。

    這還是鈞瓷嗎？應該是吧！但它換上了另一件時裝。

    “要傳承鈞瓷藝術，就要不斷賦予它新的內涵。”《道玄缽》的制作者劉建軍如是說。

    同樣對鈞瓷過目不忘的經歷，還有兩次。一次，是在北京韓美林工作室。見到一些韓先生設計、監造的鈞瓷作品。獨特的裝飾風格、碩大的形體，磅礴大氣。上面厚重的鈞釉像火山巖漿，好像要流動的樣子；像潑彩的山水，云霞滿眼。

    又一次，是在海南博鰲，2003年的冬天。由榮昌鈞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作為國禮贈與各國政要。對于鈞瓷來說，《祥瑞瓶》展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匯集眾多大師智慧的創意、以國禮的形式成批次亮相、申請國家專利、限量制作和一場又一場的發布會……這一切，開啟了鈞瓷制作營銷的新時代。

    應變，是時代精神的核心，也是鈞瓷振興的源泉。只有變化，才能出新；只有變化，才能傳承；只有變化，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使人過目難忘。

    冠以珍品名號的鈞瓷太多了，但讓人過目難忘的鈞瓷，才是真正的珍品。

    改革開放后，盡管劉富安、晉佩章、苗錫錦、孔相卿、劉建軍、楊志、任星航、王金合、苗長強、晉曉瞳等，對鈞瓷的向前發展都有過不凡的貢獻，但是對鈞瓷發展真正形成強烈沖擊波的，其一無疑是韓美林的“器型之變”，其二無疑是榮昌鈞瓷的“營銷之變”。

    “器型之變”、“營銷之變”后，“釉色之變”成為時代的課題。

    劉建軍的“釉變”贏得一片掌聲，已然給出了一個鈞瓷“釉變”的方法或方向。

    “釉變”之時，劉建軍也在探索“器變”。至少，《虎福吉祥》上的老虎，溫柔得如一朵牡丹花，《事事如意》則“勇敢”地站了起來。

    在劉家鈞窯，還看到一件剛剛成型、尚未燒造的《人體鈞瓷》，其視覺沖擊力，更是夠強夠猛。

    盡管是《人體鈞瓷》，但它卻與《道玄缽》、《虎福吉祥》、《事事如意》一樣，完全是“中國式陶瓷”，洋溢著強烈的東方精神，與西方陶藝不是一個語言系統。

    向西方陶藝學習，以中國語言再造中國陶瓷，則是中國陶藝家必須面對并去完成的任務。

    劉建軍的“釉變”而“型變”，是繼韓美林“器型之變”、榮昌鈞瓷“營銷之變”后，正在聚集而為鈞瓷新的“沖擊波”。

    變則通。鈞瓷，只有窯變是不夠的，還需要“器型之變”、“營銷之變”、“釉色之變”……劉建軍還在路上，祈望他謙卑為鈞，在《道玄缽》之后，進而在鈞瓷發展史上寫下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于茂世)【原標題：劉建軍和他的“釉變”鈞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