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誰感動我們”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評獎中，一篇題為《嫩肩》的作品引起了評委的極大興趣。評委會專家認為，《嫩肩》不僅有很好的思想性而且有較高的藝術水準。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將探尋的筆觸伸到校園，伸到貧困大學群體，刻畫了一個貧困大學生自立、自強的光輝形象，引人思索、給人啟迪，催人奮進。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引領著當下報告文學創作的一種思潮——作家應如何關注社會、關注現實、關注民生？如何用感性的筆觸寫出理性的作品？在《嫩肩》榮獲“是誰感動我們”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獎后，本報記者走訪了該報告文學作者郭文杰。

　　記者：在報告文學《嫩肩》中，你寫了大學生李正立的家庭屢遭不幸的過程和生活窘況所帶來的種種苦難，但寫的更多的是他的那種自強自立的精神，你的創作意圖是否是要傳達一種倡導大學生自立自強的理念？

　　郭文杰：是的。作為一個在教育領域工作的作家，我所面對的大都是世界觀尚未形成的學生，在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貧困生。《嫩肩》中的主人公李正立就是其中的代表。貧困是事實，也是當下難以解決的難題之一，只寫貧困，喚起社會同情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更重要的是鼓勵他們去面對困難、戰勝困難。人來到世間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困難，這種困難理所當然地被人同情，被人憐憫，這似乎成為弱勢群體的一種生存狀態。在我看來可悲的不是貧困而是缺少一種骨氣、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嫩肩》中的主人公李正立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正視現實、立志圖強。正視就是一種自信、立志就是一種骨氣，李正立在父親病逝、母親因精神分裂癥失蹤、奶奶年老多病、弟弟面臨輟學、妹妹被奸殺等接踵而來的打擊面前拒絕同情，遠離憐憫，憑著一副“嫩肩”擔起家庭和學習的重任，這種一往無前的精神超越了艱難，為其他貧困大學生做出了榜樣。在創作中我沒有過多地去寫他的苦難，而是把重點放在他克服困難上。多年來我的體會是作家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愛心、要敢于去關注弱勢群體，但更要有理性，這里所說的理性即用感性的筆觸寫出理性的作品。

　　記者：《嫩肩》發表、結集出版后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特別是在校園中反映尤為強烈，你認為這是主人公的經歷所產生的共鳴，還是你的作品所產生的震撼？

　　郭文杰：我覺得是雙面的，只有典型事例沒有藝術表現功力是不能構成作品的。作品，我們之所以稱它為作品，僅靠事例堆砌那只能是事例，甚至連公文中的材料都稱不上。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它要求準確地揭示事物本質的真實，還要求作家把真實的典型事例、能引起人們閱讀興趣的事例提升到藝術層面，用藝術的手法去表現真實，用真實的事例去感動讀者。2004年《文藝報》發表一篇題為《報告文學：真實性和藝術性不可或缺》的文章，我覺得講得很好。至于是主人公的事例感動讀者還是作家品感動讀者，我認為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創作中應該怎樣去挖掘那些屬于作家的東西，寫出人性人情的一種新的深度，去為人們的生活和心靈訴求開拓新的空間。比如《嫩肩》中的李正立經歷著種種不幸后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是共性的，之所以說它是共性的，是因為人在世間都有痛苦或曾經痛苦過，只不過是痛苦的方式不同。文學作為社會情緒的表達，作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載體，必須去發現人的精神力量。在無數次的采訪中，我發現了主人公身上有一種錚錚骨氣，作為尚未成年的學生他默默承受常人難以承受的重壓，痛苦是真實的，而他的意志卻是堅強的，所以我在表現他的痛苦過程中也寫了他的歡樂，他的快樂取決于他的智慧，這就是他被人尊重基本原因，如果只有苦難，一詠三嘆，其精神必然頹廢。

　　記者：近年來，你先后創作出版了散文集《杜鵑情》，紀實文學《劉少奇中原抗戰紀實》，長篇小說《學生戀愛報告》，文學創作論文《與大學生談“寫”》等文學作品集，這些作品中無一涉及到你個人的經歷，記得你在北京師范大學講課時談到作家是社會的作家而非是個人的作家，作家的寫作要跳出個人的圈子，其作品也不應是個人經歷的喟嘆。你認為作家應怎樣去關注社會？

　　郭文杰：作家因為不能很好地承擔社會責任而被讀者遠離的現象已經存在。方偉先生曾談到，在人們沸沸揚揚討論文學的“邊緣化”是否可以逆轉的時候，很可能忽視了一個甚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對文學特定的精神價值漠視和對文學美的追索的缺失，是直接導致當今文學在某種程度上的衰落原因。為什么出現文學社會地位的減弱，一個重要原因是作家遠離了火熱的現實生活，作家要關注社會現實就必須了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對當下正在發生著的社會變革、轉型要有全面的了解，還有我們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作為我個人寫作而言，是一種業余寫作，因為我生活在師生中間，整天面對著他們，了解他們的喜聞哀樂。此外，我們不反對那些個人生活經歷寫作的作品，但更應提倡為人民而寫作。曾祥書【原標題：用感性的筆觸寫出理性的作品——訪作家郭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