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以來杜甫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出現了“以杜為正經，余為兼經”的文化現象。作者對此作了解讀，認為杜詩是詩教文明的結晶，具有比肩《詩經·大雅》的文化地位。文化中國養育了杜甫，杜甫又以自己對文化中國的詮釋和堅守，對文化中國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杜甫是文化中國“詩教”星空的北辰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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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教 北辰之星

    千百年來，杜甫詩“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①，成為歷代如同儒經一樣重要的鄉弦家誦的讀物，出現杜詩乃經書，“以杜為正經，余為兼經”②的文化現象，這是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宋人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說：“獨少陵巨編，至今數百年，鄉校家塾，齠總之童，瑯瑯成誦，殆與《孝經》、《論語》、《孟子》并行。況其遭時多難，瘦妻饑子，短褐不全，流離困苦，崎嶇堙厄，一飯一啜，猶不忘君，忠肝義膽，發為詞章，嫉邪憤世，比興深遠。”③唐宋人早把杜甫視為詩之圣人，把杜詩視為詩之“圣經”（清·劉沅語），這一文化現象實說明杜詩對“文化中國”的詮釋及其對中華民族精神特質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姑作一小論，以求教于方家。

    一、杜詩是文化中國《詩教》文明的結晶，具有比肩《詩經·大雅》的文化地位

    杜甫去世不久，世人雖知杜甫詩寫得好，但并沒真正認識到杜詩的價值，尤其是東部人對其評價不是很高。特別是在當時中國東部江左人的眼中：“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竟然“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④唐人樊晃分析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⑤故當時就有人為杜甫鳴不平：“直用天才眾卻瞋，應欺李杜久為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⑥（唐·楊憑：《贈竇牟》）這里說到了唐代江東人瞧不起西部人的文化現象，以致于李杜都埋沒風塵，更未把杜詩放在眼里。至中唐以后，韓愈等人對杜詩開始推崇備至：“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時詩人無擬倫。筆追清風洗浴耳，心奪造化回陽春”⑦，杜詩具有《詩經·大雅》一樣的地位，已為當時有識之士所認識。韓愈稱贊“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⑧，把杜詩視同“光焰萬丈長”的文章，在中華詩統上具有至上地位：“至于子美……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⑨，這種贊譽就是從中唐以來開始的。到宋人已普遍認為“李杜文章萬丈高”。⑩

    不僅當時中原人士對杜詩形成“詩圣（指人）——圣詩（指詩）”的共識，這種共識還傳播到四周少數民族：“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11“南荒不死中華老”，這是杜詩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文化的一個貢獻。韓愈還進一步說到了這個貢獻以蜀文化的“文宗”為最大最高的文化現象：“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12韓愈在這里高度稱贊蜀人陳子昂、李白和巴蜀文化孕育出的杜甫對盛唐文章氣韻所做的“天下第一”的奉獻。唐人薛能更進一步把蜀文化對唐朝文化的貢獻總結為“風雅盡在蜀矣”。13風雅在蜀，文宗出西蜀，是巴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至于這之后對杜甫作為詩圣的評價，已為大家所熟知，不再贅述。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杜詩對盛唐時代雄闊大雅的氣象和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所作的深刻挖掘和描繪，使杜詩具有“大雅”的地位，使杜甫具有“詩圣”的地位。這可從三方面說明：

    一是杜詩有《詩經·大雅》的浩然之氣：“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14，“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15特別是杜甫“外師造化，內得心源”，“不著心源傍古人”，16得到元稹的高度稱贊。文以氣盛：“文于一氣間，為物莫與大”17，《孟子》一書的靈魂就在于充塞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這個“氣”指的是“榮華一旦世俗眼，忠孝萬古賢人芽”，18“忠孝”是浩然之氣的核心。這種文化精神和文章氣韻充分體現為盛唐氣象，而深得這一氣象“心源”的是杜詩，故杜詩獲得同《詩經·大雅》同等的地位，歷代詩人都認同其詩作為“大雅之作”，等同于文之儒經對文化中國的貢獻，被視為詩之儒經。正如宋人陳善所說：“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19

    二是杜詩皆備古今體勢。元稹認為“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尊”。20如果說，中國詩統由《詩經·大雅》開其源，那么，杜詩可謂奠其基，對中華詩學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倫”。21

    三是杜詩不是“自鳴其不幸”，而是“鳴國家之盛”22。韓愈以杜詩為重點，特別分析了盛世百家爭鳴，則文章繁盛，國家興盛的道理，這是文化中國的一大特色。“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23一個國家的文化，只有形成百家爭鳴的氣象才能興盛：“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24，這是“鳴”則能促進人人向上積極性發揮的道理所在。這個傳統自《詩經》以來即有之：“昔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復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25“鳴”的最高境界是“鳴國家之盛”，而不是“自鳴其不幸”，“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一已失得也”26，“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詞，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27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杜詩是承風雅而鳴國家之盛的典范，“子美以詩鳴，古今無對手”，“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28故歷代被奉為“風雅”經書而家習弦誦。這是“文化中國”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也是中華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大特色。南懷瑾先生說：“立國之本是文化”。中華民族歷經千年萬載，其本在文化。從這個高度看，難怪歷代人要把杜甫詩視同詩之圣經。“發憤一鳴，聲落萬古，儒家仰之，幾不減六經。”29

    關于詩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的總認識，唐人白居易有這樣的看法：“夫文尚矣！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而“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孕大含深，貫徹洞密”，“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30從這段話不難理解，詩是得民心，渲導人心，補察時政得失的首要文化寶器，具有國之大柄大寶的地位，故孔子把詩教和禮教，放在儒經教育的首位，這可說是歷代古人都認同的主流意識。因此，說杜詩是儒家主流意識形態，具有大雅地位，關乎國運，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二、杜詩對“文化中國”的詮釋

    文化是中華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的特質。我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內的各民族從來不是以血緣來劃分，而是以文化的差異和高低來劃分。從文明起源時代起，中華文明就因各地域的不同而形成滿天星斗的文明起源地。這些文明起源地因文化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地域與民族的特色，又因文明的共通性，特別是認同華夏與認同中原的凝聚力與向心力，而又自古即形成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文化共同體。不管內部是合是分，是統一還是紛爭，這個文化共同體只有越來越凝聚，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具有向心力。這是我們中華文明五千年連續承接不斷，為世界四大古文明所獨有的現象的秘密所在，也是文化中國的特殊魅力。歷代詩人對這個文化中國的詮釋，都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杜詩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對文化中國的詮釋和堅守，是杜詩最大最獨特的貢獻。這可從下列幾方面說明：

    （一）杜詩對心向中原、心向華夏，認同華夏民族凝聚力的深入挖掘與獨特描繪。

    杜甫最歡快的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的體現，是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泣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31杜甫在此詩后有個“自注”云：“余田園在東京”。32此詩表達了“欲離蜀還鄉”33，穿過巴峽、巫峽即到中原的歡快心情，尤其是詩中的愛國激情十分可貴：官軍收復中原，中原再度成為國家和民族凝心聚力的標志，令詩人的愛國主義激情如青春作伴一樣迸發出來。

    最有趣的是：杜甫從巴蜀山水傾向中原的自然地勢的觀察出發，以比興手法，描繪了蜀人心向華夏的民族向心力。蜀人心向中原，認同華夏一系的民族凝聚力起源很早。巴蜀文化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式起源的一個重要搖籃，有其獨立的始源，盡管如此，早在春秋以前，古蜀蠶叢、魚鳧之世，蜀人就已把自己的祖先同黃帝、顓頊、大禹一系相聯系，認同中原炎黃—華夏一系是自己的祖先。在巴蜀文明秦漢以后的發展歷程中，更不乏蜀人與中原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例子。所以，巴蜀文明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不斷增強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民族向心、國家凝聚的歷程。杜甫正是以中原人的文化心理來描述巴蜀心向中原的文化特點的。

    杜甫是中原人，他帶著中原文化的眼光看出劍門群山峰頭石角皆向北俯首，有趨于中原的自然之勢。杜甫《劍門》詩：“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34杜甫以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觀察出蜀山石峰石角皆北向的奇特自然景象，“若四海一家，統制乎天子”，以此表達詩人反對割據，恢復中原的愛國主義感情，故宋人郭知達在《九家集注杜詩》注中認為這首詩是寫“劍山上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彥材）云：先言地形雖險而有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之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即面向中原）之義”，示“朝上國而不背之也”。35這種心向中原凝聚，反對地方割據的心理，就是今天廣元、劍閣一帶朝天嶺、朝天程、朝天峽、朝天關、朝天驛、朝天水驛等名稱的由來。“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也”。36朝天者，朝向中央王朝也。特殊的向北傾伏的自然地勢，易于使蜀人神與物游，聯想而生北向中原中央王朝的文化心理，在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和凝結的牢固鏈條上增加了新的形象思維結晶和歷史閃光點。在西蜀的歷史語境中，蜀人自古即是黃帝、昌意、顓頊一系降居江水、若水，夏禹興于西羌的產物，是華夏族中原文化體系內翼生出來的。這種心向華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源遠流長，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而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

    杜詩對這一特殊文化現象的描繪，是因其具有對文化中國的核心精神的認識才產生的。這種認識已經成為詩人的靈魂和民族價值觀的根本，這才可能用在對山川的觀察和描繪上。

    （二）杜甫反對地方分裂割據勢力，維護民族統一與團結的文化情結，為文化中國的傳統進一步增添了內在血脈，增添了向上與前進的文化活力。這是歷代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的向往和理想。

    宋代馬永卿等人特舉杜工部《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一詩，分析了杜甫的中國山水相連，中國各族血脈相系，不可割據，反對民族分裂的思想。

    杜詩：“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罇幸不空。”37宋人馬永卿認為這首詩表明“是時武跋扈微有割據之意，杜甫于詩諷之云，山不斷，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幕下有益于東道者如此。”38作為嚴武的幕僚，杜甫是用民族團結的大義來輔佐東道主節度使嚴武，幫助其做說服和規勸的工作。杜甫對西蜀漢蕃關系有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他認為西川的松州（今松潘）、維州（理縣）、保州（理縣新保關）等少數民族區域，與西蜀漢族文化區域山水相連，應友好往來。杜甫的反戰思想在《三吏》、《三別》中有鮮明表現，其中有關華夷民族關系的處理，也是杜甫關注的對象。“華夷山不斷”是說華夷（漢族與少數民族）相連的地脈，實質就是指的中國文化的根脈。“吳蜀水相通”是說吳與蜀（東部和西部）依靠長江文化龍的一脈相系，實質就是中國文化的血脈。杜甫是從文化中國的視野高度對祖國山川地勢加以觀察的。所以，他希望早日平定西山叛亂，39“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40雪山民族地區不再有分裂割據勢力，錦里漢族也要以主人翁態度與少數民族平等和睦相處。“黃河南岸是吾蜀”，41黃河文化與長江上游的蜀文化都是中華一體的文化，所以，“愿驅眾庶戴君王”，眾庶老百姓都須忠君愛國。“百川赴巨海，眾星拱北辰”，42杜甫這種鮮活生動的愛國思想，既是對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傳承，也是為這種核心價值增添和注入了鮮活向上的精神動力，是對維護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的傳統和精神紐帶增添的新的閃光點。

    （三）杜詩用崇尚自然、上善若水的天地乾坤之道看待文化中國是個天、地、人大一統的大中國。

    宋人方勺說：“詩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43如：“乾坤萬里眼，詩序百年心”，“乾坤一草堂”，“乾坤一腐儒”，“乾坤日夜浮”，“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水上萍”，“乾坤一戰收”，“乾坤繞漢宮”，“開辟乾坤正”44等等，皆表現出杜詩中那種天地人自然之圖的宏闊大氣。杜甫心目中的中國，是乾坤自然天地人合一的文化大中國。他的詩確也具有涵蓋乾坤的高度，不只是寫世間人事的詩史。宋人葉夢得認為其詩“涵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45，有禪意，這是很恰當的。這里說的“禪意”指的是仰望星空、涵蓋乾坤的精神家園，是儒釋道皆相通的。杜甫是成于儒，歸于道，融于佛的，這都是文化中國的主干文化。正如宋人胡銓所說：少陵“仰觀天宇之大，俯察品匯之盛”，“天地之間，恢詭譎怪，茍可以動物悟人者舉萃于詩。”46感動物象與感悟人生，在杜甫詩作里是統一的。

    除“乾坤”一詞外，杜甫也常用“赤縣神州”的大小九州概念，如“聞君掃卻赤縣圖”，47“赤縣官曹擁材杰”，48“居然赤縣立”49等觀念，展示出中國是個人才杰出奔擁的文化大國。

    早在宋代，人們不僅對杜詩作為“詩史”的現實主義一面有高度評價，而且對杜詩的另一面即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包括宇宙，千古磊落的浪漫主義精神和總覽天地人的大一統宇宙觀也有深深的感觸。宋人認為杜甫“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50把浪漫主義的統體文化觀，視為杜詩的靈魂和根本，乃“詩人之宗”，這是很有見地的。其實，漢代司馬相如的賦就以“包括宇宙，總覽人物”，“錯綜古今，控引天地”為賦之心和賦之魂，這一浪漫主義傳統成為“西蜀自古出文宗”堅守的精神追求。杜詩有這一特點，正是西蜀文宗浪漫傳統承傳的表現，這是“文化中國”共同家園中堅守的情懷，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文化想象力的結晶。 

    三、杜詩對文化中國的堅守

    文化中國的靈魂是文化，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杜甫對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堅守，是杜詩最為閃光耀眼的璀璨明珠。這一堅守文化中國的精神，主要體現在下列五方面：

    （一）忠君愛國的忠肝義膽。

    表現杜甫忠君愛國思想的詩篇最集中的是“赴奉先縣吟懷五百字”，宋人黃徹認為這是老杜的一篇“心跡論”，51充分展示出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情懷。“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52“忠義之氣，兼君愛國之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53“少陵有句皆憂國，陶令無詩不說歸”。54杜詩每一首都浸透了忠君憂國之情。“先生英靈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熖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55

    （二）自比稷與契，“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56的匹夫有責的擔當。

    明清之際顧炎武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道義傳統。杜甫常常謂自己“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57由此“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59

    （三）忠孝為本的人情與親情。

    宋人黃徹說：杜詩“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庻也。”60“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61這就是杜甫情的大愛所在，故梁啟超又稱杜甫為“情圣”。其情是從《孝經》開始的，“群書萬卷常暗誦，而孝經一通，獨把翫在手，非深于經術者，焉知此味乎？”62

    若論詩的“發于情，止于忠孝”，蘇軾認為無人能與杜詩比肩：“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其最大的原因是杜甫“一飯未嘗忘君也，”63此論對杜詩以忠為本的情旨，可謂獨得肯棨。

    （四）重民生的情懷。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茅屋歌”為歷代所稱贊，表現了詩人天下為公重民生的情懷。宋·趙抃說杜詩是：“天地不能籠大句，欲厚民生意思深”，64這是杜詩的獨特魅力所在，也是杜詩“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65的原因所在。宋人喻汝礪說：“杜少陵歌詩一千四百有余篇，考其志至文，未嘗不忘君父而斯民是憂”，66杜甫全部詩作都浸潤貫穿了“厚民生、解民憂”這一精神。

    “子美千間廈，香山萬里裘”67，杜甫“茅屋歌”與白居易的“萬里裘”歌，都體現了他們以民為本，悲天憫人，憂樂天下際的心胸氣節，白居易的“萬里裘”歌還是仿杜甫意境而來的。但若把二人相比較，則其意境與心胸有高下之別。宋人黃徹說：“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饑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肌寒者也。”68老杜的“苦身以利人”，當然比白氏“推身利以利人”的境界更高一籌。杜甫是無論在任何憂樂境遇中都是把貧窮黎元黔首的憂樂放在第一位的，這是以人為貴的文化中國之魂長期薰染的結果。

    （五）愛祖國愛鄉土的深厚情感。

    愛祖國愛鄉土情懷的培毓，是愛國主義感情的起始點。列寧對此有過專門論述。杜甫對祖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描繪之深之多，世所罕見。“國破山河在”，山河含情也。“城春草木深”，春意乃歷經劫難的中國的靈氣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皆有情于時代，何況人乎？隨便舉幾句，都洋溢著最深刻的愛戀祖國山河之情。值得指出的是，杜甫對于成都草堂的一往情深，“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69，杜甫草堂是杜詩愛國主義情懷深化生長的一個重要鐘靈毓秀地。擴而言之，巴蜀鄉土作為杜甫的第二故鄉，為杜甫提供了深厚的云樹之思和喬木之戀展示的寬闊舞臺，是杜甫熱愛祖國鄉土的愛國主義情感的重要孕育地。

    總之，杜詩體現了對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堅守，對文化中國立于天地之間的堅定信念，杜詩是中國“詩教”文化寶庫中靚麗的明珠，它對中華民族終極核心價值的形成和解讀，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故“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夸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70，“為古今絕唱”71。蘇軾甚至認為杜甫“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72這種說得有點絕對的深厚景仰之情，正是從杜甫對文化中國的堅守和信念中生發出來的。

    文化是中國形成和發展的靈魂，是中華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脈，是中國人共有的精神家園。由甲骨文最早的表示旗桿為中心號令的“中”字，擴展到京師稱“中國”，再發展到整個國土稱為“中國”，這是一個文化立國的歷史過程，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越來越強的歷史過程，是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文化中國是養育歷代知識精英的肥壤沃土，而歷代知識精英對文化中國的歷史遺產和現實發展也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杜甫對文化中國的解讀和貢獻，主要是“詩教”。立于禮，言于詩，孔子倡導的“詩教”，是儒家文明的結晶，是文化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征。唐代是儒家文明的經書法典化、發展高度化的重要時期，其最光亮的閃光點是詩與詩教發展到最高度，而站在這個最高度頂端上的是杜甫。杜甫是文化中國的詩教孕育出來的，反過來，他對文化中國詩教文化的發展又作出了最杰出的貢獻。

    在文化中國發展史上，歷代都有不少眾星拱北辰一樣的文化路標，杜甫就是這樣的一個文化路標。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聞一多語），是中國詩教的正氣至音，是文化中國星空中詩教王國里的一顆北辰之星。

    注 釋

    ①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第三冊697頁，中華書局1964年8月第一版，1982年1月第3次印刷。（以下簡稱《杜甫卷》，不再注明版本）

    ②宋·吳可：《藏海詩話》，《杜甫卷》第二冊386頁。按：“正經”與“兼經”是儒家經典的劃分法。吳可以“正經”和“兼經”的視野看詩賦，認為杜詩相當于“正經”，而李白、小杜、韋蘇州、王儻、退之、子厚、東坡及蘇門四學士之類，皆“兼經”。

    ③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按：曾噩在該序中特別交待了“少陵詩巨編”在唐詩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④⑤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杜甫卷》第一冊7頁。

    ⑥唐·楊憑：《贈竇牟》，《全唐詩》卷289.

    ⑦1821唐·韓愈：《題杜工部墳》，《杜甫卷》第一冊11頁。

    ⑧唐·韓愈：《調張籍》，《杜甫卷》第一冊第9頁。

    ⑨20唐·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杜甫卷》第一冊第14頁、第16頁。

    ⑩宋·周紫藝：《太倉秭米集》卷十，《杜甫卷》第一冊266頁。

    11唐·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杜甫卷》第一冊16頁。

    12唐·韓愈：《薦士》，《昌黎先生集》卷二。

    13唐·薛能：《海棠并序》，《全唐詩》卷五百六十。

    14唐·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二十。

    1516唐·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杜甫卷》第一冊第14頁。

    17唐·皇甫湜：《題浯溪石》，《杜甫卷》第一冊12頁。

    19宋·陳善：《杜詩高妙》，《捫蝨新話》上集卷一，《杜甫集》第二冊334頁。

    222325唐·韓愈：《送孟東野序》，《昌黎先生集》卷十九，《杜甫卷》第一冊第11頁、10頁。

    2430唐·白居易：《與元九書》，《白氏度慶集》卷四十五，《杜甫卷》第一冊18頁、17頁。

    2627606168宋·黃徹：《蛩溪詩話》卷十，《杜甫卷》第二冊第489-490頁、第486頁、488頁、485頁。

    28宋·李綱：《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丁甫卷》第二冊277頁。

    29宋·鄒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敘》，《道鄉先生文集》卷十一，《杜甫卷》第一冊161頁。

    313233343537宋·郭知達編注：《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四、卷六、卷二十三。

    36《三朝北盟會編》卷49。

    38宋·馬永卿：《嫩真子錄》卷四，《杜甫卷》第一冊288頁。

    3940宋人郭知達認為該詩主旨是“謂西山之亂靖也”，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五：“將赴成都草堂途中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二）”。

    41杜甫：《黃河二首（其二）》，《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一。

    42宋·王讜：《唐語林》卷二，《杜甫卷》第一冊135頁。

    4344宋·方勺《泊宅編》卷二，《杜甫卷》第一冊213頁。

    45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杜甫卷》第一冊228頁。

    46宋·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三，《杜甫卷》第二冊329頁。

    47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九家集注杜詩》卷四。

    48杜甫：《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九家集注杜詩》卷七。

    49杜甫：《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九家集注杜詩》卷二。

    50宋·朱翌：《杜子美畫像贊》，《隱居通議》卷十七，《杜甫卷》第二冊305頁。

    51宋·黃徹：《蛩溪詩話》卷十：“余特目此詩（杜甫詩）為心跡論也。”《杜甫卷》第二冊490頁。

    5253566265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下，《杜甫卷》第二冊315頁、321頁、322頁。

    54宋·周紫藝：《太倉秭米集》卷十，《杜甫卷》第一冊266頁。

    55宋·徐得之：《重修杜工部祠堂記》，《永樂大典》卷8648“街”字韻，《杜甫卷》第三冊707頁。

    57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九家集注杜詩》卷二。

    58杜甫：《北征》，《九家集注杜詩》卷三。

    59宋·張表臣：《珊瑚鉤詁話》卷一，《杜甫卷》第二冊298頁。

    63宋·蘇軾：《王定國詩集敘一首》，《東坡集》卷二十四，《杜甫卷》第一冊99頁。

    64宋·趙抃：《趙清獻公集》卷八，“題杜子美書室”，《杜甫卷》第一冊74頁。

    66宋·喻汝礪：《杜工部草堂記》，《成都文類》卷四十二，《杜甫卷》第一冊238頁。

    67清人葉舒璐《讀杜白二集》云：“子美千間廈，香山萬里裘。”這兩句是集杜、白二人詩而成。“千間廈”指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萬里裘”是指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和《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69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七，《杜甫卷》第二冊435頁。

    70宋·孫覿：《浮溪集序》，《杜甫卷》第二冊260頁。

    71宋·孫覿：《押韻序》，《杜甫卷》第二冊261頁。

    72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一首》，《東坡后集》卷九，《杜甫卷》第一冊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