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三思慮之后，我還是承接了這個選題，因為焦裕祿一直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人物。

　　決定寫之后，我沿著焦裕祿的足跡走了4個多月，四下蘭考深入生活，兩赴焦裕祿的故鄉山東淄博市博山區北崮山村，也到過焦裕祿學習、工作過的哈爾濱工業大學、洛陽礦山機器廠(現為中信重工集團)、河南尉氏縣，采訪了焦裕祿生前的鄉親、戰友、同事、領導120多人。在這個過程中，最直接的感受是，焦裕祿離開我們48年了，一提起焦裕祿，人們還在落淚，每一次采訪中都有人泣不成聲。在中信重工集團采訪，那些當年的老工友一個個哭成了淚人。初到蘭考，先去拜謁焦陵，焦裕祿墓前擺放的供品——蒸饃和蘋果，還是新鮮的。40多年過去了，蘭考的鄉親們仍舊時常來看望為帶領他們除“三害”累死的焦書記，從未間斷過。在蘭考的日子，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泡桐林。焦裕祿當年親手栽下的小泡桐，已長成了三四個人合抱粗的大樹，它們被稱為“焦桐”，樹大根深，枝繁葉茂。我一個人走在林子里，撫摸那些有靈性的樹木，看到的全是當年焦裕祿行走在蘭考大地上的身影。我下鄉走了很多村子，當年焦裕祿樹的自力更生除“三害”的榜樣——秦寨、趙垛樓、雙楊樹……村村都有人家在蓋新房。在雙楊樹村趕上了一場揚沙天氣，那天風不小，足有七八級，我在村委會里同老鄉們座談，村委會的廊道和窗臺上積了厚厚一層沙土。老人們說：這已經不算啥了，要在當年，這么大的風揚起的沙子，不知要打毀多少莊稼。

　　焦裕祿之后，蘭考的縣委書記換了一茬又一茬，他們堅定不移地走著焦裕祿的道路，現任縣委書記魏治功說：“在蘭考當書記，心里要永遠揣著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就是焦裕祿精神。這種精神，不見得是按照焦裕祿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而是把廣大人民群眾裝在心里，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其內涵在于學習焦裕祿的“公仆精神、奮斗精神、求實精神、大無畏精神和奉獻精神”。焦裕祿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動產。

　　焦裕祿是他那個年代領導干部的一個典型代表，我上世紀70年代初剛參加工作時，常隨同當時的河北黃驊縣委書記李汝梅同志下鄉，他騎的就是一輛除了鈴鐺不響到處都響的破自行車，行李卷往老鄉家炕上一放，就去修條田的治堿工地上抬大筐。我倆抬一副杠，他總把繩子往自己那頭拽，中午吃飯，把面條挑在我碗里，自己用面湯水泡窩頭。他說：“你還在長個兒，我不長個兒了。把你累得長不高，你將來娶不上媳婦，不罵我呀。”我寫焦裕祿的時候，李汝梅書記的身影總在腦海里跳，這就是那一代領導干部的風格。有人說，現在已經沒有焦裕祿式的干部了，這話太片面。其實我們身邊用焦裕祿精神工作的領導干部是很多的。

　　我們這個時代，從未停止過對焦裕祿精神的呼喚。長篇小說中的焦裕祿，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是一種精神的承載。焦裕祿的故事用不著刻意去設計，也更不容“戲說”。我寫焦裕祿，只想把一個真實的公仆形象和他的成長展現給世人。首先，焦裕祿不應是一個被貼了標簽的人物，他的青少年時代，有著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他不只是一個勤勞質樸的工農干部，而是一個受過傳統教育，進過大學校門，且經過大工業歷練的有知識、有學養，又有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其次，焦裕祿是一個熱愛生活又鐘情于藝術的人。在家鄉讀小學時，他就是學校“雅樂隊”的成員，能吹笛子、小號，拉一手好二胡。在大連重型機器廠實習時是舞會上的“白馬王子”。他喜歡吹拉彈唱，文章寫得好，說話幽默又智勇雙全。剿匪反霸時期，他同尉氏匪首黃老三斗智斗勇，至今仍是流傳在民間的佳話。其三，焦裕祿是一位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濡染的知識型干部，他的故鄉是誕生了孔、孟二圣的山東省，孔、孟之鄉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故鄉山水之鐘靈毓秀，形成了這位“大地之子”生身的“規定情境”。在他身上，體現著最典型的中華傳統文化精神。

　　大部分寫焦裕祿的作品只是寫了他在蘭考的生活。我寫出了焦裕祿人生的每一個重要階段，但仍然把筆墨聚焦在蘭考。我把焦裕祿在蘭考的500多天排了一個詳細的日程表，發現幾乎每一天都有讓人激動的故事。在蘭考，他經歷了奮斗的艱辛，也經歷了思考的痛苦。焦裕祿精神形成的歷程貫穿了他一生，但蘭考確是他生命的華彩段樂章。

　　我試圖把這部長篇傳記小說寫成一部“男人書”。一個傳奇的焦裕祿、一個堅忍的焦裕祿、一個真實的焦裕祿、一個成長的焦裕祿，構成了這本書最基本的文化底色。(何香久)【原標題：我寫《焦裕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