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是你給我蓋的衣服嗎？”典冠很高興地說：“是的。”韓昭侯又問：“衣服是從哪兒拿來的？”典冠回答說：“從典衣那里取來的。”韓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來，問道：“衣服是你給他的嗎？”典衣回答說：“是的。”韓昭侯嚴厲地批評典衣和典冠道：“你們兩人今天都犯了大錯，知道嗎？”典冠、典衣兩個人面面相覷，還沒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韓昭侯指著他們說：“典冠你不是寡人身邊的侍從，你為何擅自離開崗位來干自己職權范圍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為掌管衣物的官員，怎么能隨便利用職權將衣服給別人呢？你這種行為是明顯的失職。今天，你們一個越權，一個失職，如果大家都像你們這樣隨心所欲，各行其是，整個朝廷不是亂了套嗎？因此，必須重罰你們，讓你們接受教訓，也好讓大家都引以為戒。”于是韓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職。今天看來韓昭侯的做法好象有點過分，太官僚主義，不近情理，但凡事有利就有弊，他的做法要不是沒有道理，只是把帽子和衣服分別由兩個人來管的職位設置好象不合理，但即使是我們今天的機構設置也比當時好不了多少，很多時候是一個部門管帽子，一個部門管上衣，一個部門管褲子，一個部門管鞋和襪子，手套、腰帶、領帶.......等也許都由不同的部門的管理，看看新聞里每部署一項工作有多少部門參加就知道了。

　　申不害通過強化吏治，推行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隨后，他又向韓昭侯建議整肅軍兵，并主動請命，自任韓國上將軍，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為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家軍隊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使韓國的戰(zhàn)斗力大為提高。他還重視和鼓勵發(fā)展手工業(yè)，特別是兵器制造。所以戰(zhàn)國時代，韓國冶鑄業(yè)是比較發(fā)達的，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

　　因任授官，循名責實是申不害之術的主要內容，但并不是全部。他的術分兩類，一類是前面提到的因任授官，循名責實，也叫陽術；另一類是搞陰謀，耍手腕，弄權術，又稱陰術。春秋戰(zhàn)國時，臣下弒君，釀成習氣�，F實告訴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誡韓昭侯，對君臣關系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韓昭侯也經常用申不害教他的權術考察身邊人，有一天，韓昭侯剪指甲，假裝丟了一塊指甲，其實握在他手里，催著左右的人去找，其中的一個人為了掏韓昭侯的歡心，就剪了一塊自己的指甲獻給他，韓昭侯就是通過這個方法來了解身邊的人是誠實還是虛偽。還有個故事說的是，有一日，韓昭候問到下邊地方私訪的官員見到了什么情況，這位官員說在南城門外麥地里有一頭小黃牛在啃麥苗。韓昭侯立即下令各級官員下去檢查并匯報牛、羊踐踏麥苗情況。官員們趕緊下去檢查，匯報牛、羊啃麥苗情況。但是，都沒有發(fā)現南城門外麥地里有啃麥苗的小黃牛。韓昭候說沒有檢查好要求下去重新檢查。官員們二次下去檢查，才發(fā)現南門外麥地里的小黃牛。因此，官員們認為韓昭侯能明察一切，都不敢胡作非為了。

　　申不害任韓國的丞相達15年，直到去世，運用他的陽術和陰術，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wěn)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記說，申不害在世的時候，國富兵強，沒有敢侵略韓國的。韓國雖然處于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并列的戰(zhàn)國七雄之一。不過史記說的也不太準確，申不害在世時，韓國還是遭到過入侵的，公元前342年，魏國派大將龐涓率領兵馬*韓國，直逼韓國都城，申不害親自在城樓上指揮作戰(zhàn)，仗打的很激烈，韓國損失慘重。韓昭侯急忙派使臣向齊國求援，齊國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大軍伐魏救韓，在馬陵道大敗魏軍，射殺龐涓，才保護了韓國安全。據說這一仗對韓國的影響很大，傷了元氣，也使得申不害的改革進程受阻，很多措施沒有推行下去。5年之后，申不害去世，后繼無人，韓國的改革基本上中斷。韓昭侯此時也變得怠惰，疏于朝政，在國都修筑高大的城門，一直到死，再也沒出城門一步。韓國的國勢又衰弱下去，再次成為任人欺凌的國家。能夠果斷地任用申不害變法，韓昭侯應該是個有作為的君主，可惜不能善終，應了一句古話，善始者眾，善終者寡。

　　韓國的變法雖然沒有能夠善始善終，但申不害的政績和關于術的論述還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申不害研究術，有正面的領導控制方法，也有陰謀詭計。只是今天很多人一說到術，就想當然地認為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其實申不害的術主流是好的，如果只知道搞陰謀詭計，斷然不會成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開山鼻祖，他的術是關于官僚組織制度的開拓性研究，即使在今天申不害的術對我們也是有啟迪和借鑒作用的�，F在看來，在那么早的歷史階段就產生了明確的關于官僚制的理論，不能不說是世界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正是這種官僚體制，使得中國很早擺脫了封建制的束縛（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自秦朝之后，就不能稱之為封建社會，而應稱之為官僚制或士人社會），在兩千多年中一直保持高效和活力，并在文明方面遙遙領先于西方。西方的學者也承認，他們的希臘-羅馬政治思想體系中沒有申不害關于官僚制論述的對應物，他們的文官制度和官僚體制更多地勢參照中國的經驗。西方直到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才對官僚組織這一科層制度進行了深入的學理研究，韋伯曾論述過官僚制度一般具備的條件：①有強大的中央集權。②有較為完備的法律制度作為辦事的依據。③有經過專門培訓，通過公平競爭、擇優(yōu)任用，以辦理公務為職業(yè)，靠工資為生的公務人員。④有維持國家開支的經費。⑤有層層授權，下級對上級負責的科層組織。⑥公務人員有按照法規(guī)自由支配的強制手段和自由處理的權力。⑦公務人員的職位有一定任期。⑧公事與私事、辦公室與私人住宅、公產與私產有明確區(qū)分。⑨機構內部有固定的辦公機關與檔案資料等。韋伯認為官僚制是“合理社會制度”的同義語，是各國行政機構的當然組織模式。韋伯說，中國的官僚制度政府自始自終都只是一種“父系世襲官僚制”，不代表官僚制的理想類型。然而，不管申不害的論述的細節(jié)如何的粗疏，但在觀念上申不害的官僚制組織模式和韋伯的現代官僚制沒什么兩樣。而所謂的“父系世襲官僚制”只是因為后來儒家思想的影響所致，再者也受時代的限制，技術手段對于官僚制度有直接的影響。盡管現在關于公共管理的理論很多，但各國的行政機構的組織原則依然沒有脫離申不害和韋伯所論述的官僚制。雖然隨著官僚制度的發(fā)展，也暴露出種種弊端，如滋生官僚主義、出現享有某種特權的階層等，引起了社會公眾越來越多的批評、關注。但是，官僚制度適應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fā)展和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需要，為行政活動，為管理者行使權力提供了正式的規(guī)則，因而對提高行政效率，實現行政目標有積極的意義。我們的行政體制改革之路還很長，我們不僅要看韋伯說過什么，也需要看看我們先賢說過什么。【原標題：申不害之術，一種官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