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尾分別是“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后面突然的大轉折作了有力的鋪墊。又如《畫記》中述畫中之人，不避重復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的一百二十三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畫上各種人、馬姿態畢現，各種長短錯落、節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復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于句式變化，并不令人感到單調，反而有一種噴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句子忽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注意文章的結構布局。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抓住讀者目光，然后再轉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回而來，如《送區冊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莊子關于逃世之人聞空谷足音而喜的話轉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冊交識的愉快。至于《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結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后，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著邊際。最后寥寥數語歸結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發，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構。如《柳宗元墓志銘》寫得十分平實，表現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但這其實也是對于文章結構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構。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構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翰書》）。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獎提攜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他自己也說交游很廣，“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翱則說他“頗亦好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努力。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議論文為主，雖結構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向了極端，雖然“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向了晦澀艱深。【原標題：韓愈古文改革：重新構建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