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 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子產病重后，叮囑太叔說：“我死后，必定由你執政。只有德行高的人才能夠用寬和的政策使人民服從，其次就不如用嚴厲的政策。被火燒死的人比較少，是因為火看起來讓人害怕；被水淹死的人比較多，是因為水看起來懦弱而好玩。因此，實施寬和的政策難度大呀！”

　　孔子對子產的政策和策略給予了高度評價，并進一步總結出“寬猛相濟”的政策。他說：“(子產)講得真好啊！政策寬和了，民眾就怠慢，于是就需要用嚴厲的政策來糾正；政策嚴厲了，民眾就會遭受殘害，于是就需要實施寬和的政策。用寬和來調劑嚴厲，用嚴厲來調劑寬和，政事就可以和諧。”

　　子產認為，德行高的人執政才能實行寬和的政策，普通人執政還是實行嚴厲的政策比較保險。他突出地證明了實行寬和政策比實行嚴厲政策有更大的難度，而且這個難度主要來自對執政者的素質要求比較高。他以火與水的性質差別作比喻，足以啟發人們產生許多聯想，認同者自然不少。

　　如果用孔子的觀點來分析，實行寬和政策對執政者的素質要求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執政者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并實行普遍的道德教育。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二是執政者要作出道德表率，此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三是執政者要讓民眾得到實惠，安居樂業，不讓民眾承擔過重的負擔，此所謂“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不過，上述道理都是從高層統治者的角度來講的。如果從現代執法和司法的角度來說，實行輕緩的刑事政策，不僅對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有較高的要求，而且對執法和司法的社會環境和制度條件都有較高的要求。

　　相比而言，實行“嚴打”政策比實行輕緩政策確實要容易些：其一，“嚴打”比較容易避免外部干擾，“人情案”、“關系案”和“金錢案”要少得多。其二，“嚴打”的程序簡單，工作效率高，見效也快，而實行輕緩政策則程序細致，調處的社會關系復雜，工作量大而業績不突出，甚至會降低原定的某些指標。其三，打擊有力比打擊適度，維護穩定比促進和諧，都要容易得多。因此，嚴易而寬難，古代如此，現代亦然。

　　孔子則進一步發展了子產的寬嚴政策，主張寬與嚴這兩手要視不同情況而交替使用，此一時普遍實行寬和的政策，彼一時則普遍實行嚴厲的政策，兩者相互調劑。這個策略的挑戰性主要在于，什么時候實行寬和，什么時候實行嚴厲，做到科學、實用的決策，難度很大。

　　在沒有現代犯罪學的數據分析和實證研究的情況下，高層領導人的決策只能靠政治經驗和智慧了。如果這兩者都不足，那就只有憑感覺了，感覺準不準，效果如何，殊難保證。當然，按照子產的觀點，這也好辦，那就是老老實實地實行嚴厲政策，多搞“嚴打”，或者長期實行“嚴打”。

　　但是，其積極效果只有一個，即維護穩定，而其消極后果則較多，如民眾的感情和社會的活力都會受到極大的傷害�？鬃涌隙ú煌�意這么做，他的目標是實行仁政，包括政治和諧及社會和諧。以現代價值觀來看，一味地實行嚴厲政策也是不行的，因為它既容易損害程序正義和司法權威，又可能濫用權力，侵犯人權；既不利于在人民群眾中樹立法治觀念，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由此看來，寬嚴交替使用也難，難就難在何時和如何實行輕緩政策。

　　2005年，決策部門在總結長期以來維護社會治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并開始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強調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一方面堅持“嚴打”，一方面實行輕緩的刑事政策。實質上，這與現代西方國家實行的所謂“輕輕重重”刑事政策有部分重合，但是，它不僅不同于子產和孔子所主張的“寬猛相濟”政策，而且比它們實行的難度更大了，因為在同一時期和同一社會背景下，要區分哪些案件實行輕緩政策，哪些案件實行嚴厲政策，除了區分的難度以外，還有一個難度，那就是如何維護基本的刑事司法公正，讓當事人和社會各個方面都信服，既樹立法治的權威，又促進社會和諧。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提出，要做到寬嚴有度、寬嚴有據。這大概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不二法門了。不過，做起來也不容易，這實際上對我們的司法官的執法素質和執法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實，子產的初衷與孔子的并不相同，他比較接近后來的法家，多少有點重刑主義的萌芽。當然還沒有走向商鞅的極端，也說不出《商君書·說民》中那樣的話：“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

　　不論是法家的重刑主義還是儒家的德主刑輔，都不是最佳的刑事政策，在歷史上也沒有被多數執政者所采納，真正被推崇和實行得較多的是“寬猛適中”。譬如，明成祖朱棣說：“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清雍正也說：“寬嚴之用，務在得中。”這個刑事政策上的中庸之道，與孔子的理論是不相符的，但是很管用。這大概是儒家理論在刑事政策應用中的創新吧……

　　仔細想來，寬與嚴都是刑事政策的兩極，真正的公正恰在這兩極之間�！吨杏埂匪�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對于我們全面解讀我國實行的“寬嚴相濟”政策頗有借鑒意義：寬嚴這兩端都可用，但是保證刑事司法公正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違背了基本的刑事司法公正，寬嚴之用都會出問題。

　　清朝末年四川鹽茶使者趙藩曾寫過這樣一幅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謝鵬程【原標題：從子產的寬嚴論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