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時就曾隨父到過泉州。考中進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縣，從23歲至27歲（1153—1157年），擔任主簿5年。他54歲重游泉州，61歲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閩南前后呆了七八年，這里是他任地方官時間最長的地方。期間，他因公務或訪友論學，足跡遍及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龍溪等地，對閩南文化尤其傳統民俗、宗教文化、家族文化、建筑文化、戲曲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閩南文化的豐富內容與斑斕色彩，不能不使生活于這種文化環境中的朱熹受到深刻的觸動，進而加以關注與審視。尤其是同安任上那幾年，正是他的青年時期，處于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起步階段。因此朱熹的不少觀點，包括對閩南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某些思想，相當程度上正是來自于閩南文化的啟迪，來自于對閩南文化的觀察與思考。

　　“逃禪歸儒”是朱熹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對閩南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發展，產生過不小的影響。據民國《同安縣志》卷35所記，朱熹在同安任上，開始采取“抑佛”措施，“民欲為僧尼者，禁之”。后來他知漳州時，再次嚴禁男女“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嚴禁寺院“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朱熹的這種思想，對于扭轉閩南人過于狂熱的“好佛法”，對于儒學在閩南更為廣泛深入的傳輸，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實際上，朱熹本人完成這個重要思想轉變，大體上正是在同安任上這幾年，是在對閩南宗教文化審視的基礎上發生的。仕泉之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學說和二程理學熏陶，又對佛老頗為迷戀，自謂“出入釋老者十余年”。赴任同安途中，他受學于延平李侗，李侗對他“懸空理會”的“無限道理”并不稱許，要他讀圣賢書，看圣賢言語。同安任上初期，朱熹對李侗師教“心疑而不服”，依然做著儒佛道并行不悖而盡其妙的高士冥想。然而，在同安的所見所聞，使其思想受到很大沖擊。當時同安以至整個閩南，佛老思想盛行，佛寺庵堂比比皆是，僅泉州就有佛寺四百余座，被朱熹稱為“泉南佛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朱熹在驚嘆閩南人“好佛法”的同時，亦開始對此進行反思。他逐漸看出，釋氏“昭昭靈靈的禪”，盡管對人生苦難表現出深切同情，并提供了終極關懷的彼岸世界；然而，面對諸如土地兼并、賦稅不均、豪強凌弱、民貧財屈等社會現實問題，佛家學說顯得蒼白無力。與此同時，佛教盛行，還加劇了種種社會問題。大量土地為寺廟所占，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大量勞動力成為僧尼，影響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大量錢財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窮困潦倒。由此，他逐漸領悟了李侗的教誨，認定只有儒家經世安邦的入世精神，才能挽狂瀾于即倒，遏人欲于橫流，只有儒學才是拯救時弊的精神力量。同安秩滿，朱熹在《教思堂示諸同志》詩中，發出“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的聲言，表明了棄禪的決心和意念。

　　朱熹的理學思想，尤其是社會倫理思想，對閩南民風民俗影響極為深遠。《泉州府志》稱，朱熹“過化”后，泉州“民風更變”，民間婚喪喜慶悉“遵朱子家禮”。《同安縣志》載，同安經朱熹“教化”后，“禮義風行，習俗淳厚。去數百年，邑人猶知敬信朱子之學”。然而，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與豐富，同樣與在閩南的經歷不無關系。朱熹在同安幾年，正處于“理欲初辨”的階段，閩南文化的不少東西，尤其民俗民風，為之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素材和理論啟示。最為典型者，莫如男女交往與婚姻習俗。閩南向來男女之防不甚緊嚴，同安甚至有青年男女“引伴為妻”之俗。這些習俗引起了朱熹的高度關注，并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對策。他頗為憤激地說：“禮律之文，婚姻為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于妒媢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在朱熹看來，婚姻是“禮”之重心，關乎家庭乃至社會穩定，“引伴為妻”嚴重違“禮”，乃是禍亂的重要源頭，容許這些舊俗，必然導致社會風氣敗壞。于是，朱熹一面頒布法令，“曉諭禁止”，一面親自制定嚴格而具體的婚娶儀節，“以憑遵守，約束施行”。朱熹在這里所反復強調的“禮”，正是“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天理”的重要體現。所以，朱熹在同安的這些觀察與思考，并非簡單的民俗民風矯正問題，實際上己被納入“理欲初辨”的范疇，其以“理”制“欲”的思想亦己逐漸明晰。

　　朱熹生平對教育高度重視，他關于教育的諸多見解以及包括在閩南所從事的許多促進教育的活動，不僅對南宋以來閩南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繁榮起了重大推動作用，而且對閩南民俗民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閩南方志對此有不少記載。民國《同安縣志·舊志序》稱，同安經朱熹教化后，“士君子服習詩書，敦尚禮義，賢才奮興，彬彬日盛”。乾隆《泉州府志·風俗》亦載，泉州成為“海濱鄒魯”、“文教昌明”的聲名文物之邦，與朱熹的教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而在閩南的經歷，尤其是對當時閩南文化現象的思考，對朱熹教育思想的豐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閩南期間，尤其是同安任職期間，朱嘉耳聞目睹了閩南文化中的不少問題，除了前述的過于狂熱的“好佛法”、“引伴為妻”外，突出者尚有“民俗強悍，民風不醇”，“尚鬼”及“裝弄傀儡”等。朱熹認為，這些不良民風，無疑均與教化嚴重缺失有直接關系，除了“出榜禁止”外，加強教化不可或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施行教化的最重要途徑，無疑在于發展文化教育。通過大力興學，向“邦人士子”講授“圣賢修己治人之道”的“義理之學”，使其接受理學的思想熏陶，能夠分清是非善惡，懂得禮義廉恥，“稍知為善之方”。“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少變奔競薄惡之風”，以求改變社會風貌，實現“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因此，朱熹在同安任職時，“以教養為先務”，首創縣學，“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眾。建經史閣，作教思堂，訪求名士徐應中、王賓等以為表率，日與講論正學”。期間，又在泉州城內創辦小山叢竹書院，親自講學授徒。朱熹后來知漳州，同樣非常注重教育，不遺余力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經歷和思考日后都積淀成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原標題：閩南文化與朱熹思想的形成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