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閱讀今天意義上的“經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那一天，百無聊賴的我，不知道從哪個角落里，抽出一本殘破不堪的線裝書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此后，這本殘書跟了我很長時間，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學，并隨我漂洋過海來到德國漢堡大學，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這本書并不是一個什么好版本，隨便一個地攤都能買到。雖說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石印本，但內容卻完整無缺。30多年過去了，我依然在閱讀《大學》、《中庸》。

    從歷史上看，自從元朝把“四書”（“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定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后，它們就成為讀書人必須熟背的經典了，相當于現在的“國家指定教科書”。僅僅就這一點而論，“四書”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力，是無法評估的。

    《大學》、《中庸》原來只是《禮記》里的兩篇文章，并沒有特別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漢代已經脫離了《禮記》，并且擁有了單行本，但《大學》就不一樣了，直到司馬光時代才開始出現單行本。當然，司馬光這樣的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也沒有告訴我們《大學》的作者究竟是誰。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僅繼承司馬光，把《大學》單行，而且繼承二程（程顥、程頤），改變《大學》原文的章節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這樣一來，《大學》不僅取得了儒家經典的最高地位，“四書”的系統也就確立了。

    那么，朱熹為什么非要這么做呢？弄明白這個問題，不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時也可以看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有著獨特的生命歷程的。

    當時的朱熹，面臨著一個令他非常擔憂的局面：一千多年來，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慢慢滲透到當時的文化之中，并且引起了中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其影響力直逼在當時占據支配地位的儒學。朱熹自己本身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深深明白，僅僅依靠漢學所看重的“五經”，是絕對不能維持住儒學的地位的。而且“五經”所包含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比起佛教經典所包含的本體論、方法論，實在是差得太遠了。

    于是，朱熹憑借著自己深厚的學養和憂患意識，在《禮記》里找到了在本體論上有獨到之處的《中庸》，在方法論上有獨到之處的《大學》，并且對作品加以重新解說，將它們升格，以對抗佛教的威脅，維護儒學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認為，朱熹發掘出來的《大學》、《中庸》的內涵精義就是這兩部書足當經典之名的道理所在，也是我們在今天閱讀它們，仍然感到可以不斷地汲取教益的原因之所在。

    《大學》講述的是儒家“內圣外王”的一套理論。今天的社會當然和古代不同，“家”、“國”、“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剝去它特定歷史條件所規定了的特殊性，它還是有著昭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義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是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去實踐的，難道不是嗎？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體論的核心。從喜怒哀樂未發的“中”，到發而皆中節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萬物育”的境界，雖然聽起來似乎更是玄遠不近人事，卻是有著同樣重要的道理的。“中庸之道”提醒我們這些身處競爭空前激烈的現代社會里的人，必須有追求一種圓融和諧的簡捷。（節選自《錢文忠漫談人生》，錢文忠著，長江文藝出版社）【原標題：朱熹為什么非要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