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的學術思想引入到《韓非子》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與傳統文學理論以及現代文學思想相關的一系列看法來，“文體學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一、關于文體的分類。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書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從文體分類的角度看，《韓非子》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尤能體現“后世之文體備”的特點。我們以傳統的文體分類方法為參考，可以將其分為以下一些類別：

    1、書表體，指《難言》、《愛臣》、《存韓》等上書；

    2、政論體，即傳統文體所謂的“論”與“說”,包括《五蠹》、《顯學》、《孤憤》、《說難》等；

    3、問對體，包括《問辨》、《定法》等；

    4、“難”體，包括《難》四篇與《難勢》；

    5、“說”體，指《說林》上、下與《內外儲說》六篇，這是該書中最為獨特的一類，也是我國最早的寓言專集；

    6、解釋體，指章句性質的《解老》和《喻老》，《本傳》說韓非“歸本于黃老”，當主要是因此類文章而言。

    此外，韓非作品中的韻文與寓言也很值得注意。就韻文來說，既有《主道》、《揚權》等全篇用韻者，也有《解老》、《八奸》、《八經》等部分用韻者，它們代表著先秦韻文發展的新階段，“無論文字、句式、韻律、手法都超越他的前輩，儼然是獨樹一幟的韻文新體。”（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至于其寓言，既包括《說林》、《儲說》等寓言專集，還包括《喻老》等其他篇章中的寓言，其總數至少在300則以上，這也標志著中國寓言的獨立。

    如此眾多的文體出現在韓非散文中，幾乎涵蓋了先秦諸子散文中的全部，《韓非子》也因而“在先秦散文體裁發展史上，處于集大成的地位”（譚家健語，同上）。我們既可以從中看到文體的多樣性，又可以將其作為戰國末期文體分類的總結。而且，它對后來的文體分類思想，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二、“體、用”關系與文體的創新。

    中國古代文體學一個重要的傳統就是對“體、用”關系的認識。從發生學的角度看，文體的產生與其實用性是緊密相關的，“體”源于“用”，用途的差異導致了體裁的不同。韓非散文也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體”與“用”的辨證思想。

    韓非散文中，書表體之用于上書，論說體之用于說理等，是對已有文體形式及其功用的沿襲，具有“以用別體”、“以體論文”的文體學意義；而“難”體、“說”體、解釋體等特殊文體的出現，則是韓非根據實際需要而創造出的新的文章形式。例如《難》篇本是為了辯詰、磨煉思想而成；《說林》是對寓言故事等原始材料的匯編；《儲說》則將這些寓言故事系統編排，各有提要，帶出目錄，以便記憶和運用；《解老》、《喻老》借《老子》來申述己意，在解經的形式下，“解”文從依附于經文的形式下獨立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文體。其中《喻老》創造性地以寓言故事來闡發《老子》的哲理，更是韓非個人的發明。盡管我們還不能說韓非已有了明確的文體創新意識，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章形式一經產生便定型化，從而成為新的體裁的上源。這種創新，既有“文章體制，與時因革”的外部因素，也有“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以及“舊體難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的文體內部因素。總之，“體”產生于“用”，同時又進一步制約著“用”，“體”與“用”的辨證關系在這些獨特的文體形式中得到證明。

    三、文體與語言的關系。

    文體形式的差異，歸根結底表現在語言形式、敘事、結構、語體風格等方面。僅以語體風格來看，《韓非子》中書表體的嚴肅誠懇、論說體的周密犀利、“難”體的嚴謹細致、“說”體的生動詼諧、解釋體的深奧古樸、富有哲理等，都反映了文體對語言有意識的選擇。至于《存韓》中李斯所說的“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恰恰是他者眼中對于韓非書表體的認識。又，《難言》一文列舉了勸諫人主時12種不同的言辭，從各個方面對說辭的性質與特點作了闡釋，是一篇具有理論意義的綱領性文章。它所體現的正是“說辭”這類文章對于語言的特殊要求。前人談到韓非散文風格時，多以“犀利峭拔”來概括，則是未能兼顧到不同文體所表現出的不同語體特征，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另一方面，語言也制約著文體的選擇。韓非借田鳩之口說明墨子“其言多不辯”的原因是“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儲說左上》），“以文害用”便是語言本身對于文體的制約。同樣，《難言》中的各種語體其實也就規定著“說辭”的選擇與走向。將這種思想與曹丕《典論·論文》所說“詩賦欲麗、奏議宜雅”等聯系起來，與劉勰《文心雕龍》的“辨體”與“煉字”聯系起來，不僅可以見出韓非對于文體與語言關系的直觀認識，更可見出“我國古代的文體學當中本身便包含著語言學領域的文體學”這一傳統的理論上源。【原標題：關于《韓非子》中體現出的文體學思想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