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我覺得電影，剛才蘇老師講到文學是電影的靈魂，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我覺得如果是我來講的話，我覺得文學還是電影的母親。

    就是文學和電影的關系，其實我們不管承認不承認它都是母子的關系，它是非常深厚的血緣關系。我們可以從四次中國電影的興盛歷史談起，五四新文化之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左翼作家發起的電影，比如夏英、袁漢生等，左翼電影到抗戰電影的歷程，其實作家在電影發展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手的電影。

    第二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后的電影，這個階段文學在對電影的支撐點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17年當中非常著名的像《祝福》，改變魯迅的小說，《小兵張嘎》改編自小說，《家》改編自巴金的小說。

    第三個階段，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于第四代、第五代導演交互的作用，電影的發展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第四代導演像吳貽弓，《城南舊事》改編自林海英的小說，像《人生》改編自路遙非常著名的小說，也是我們經典文學的組成，《老井》改編自鄭義的小說。

    第五代還有像謝菲、余蕭蕭，《湘魂女》改編自周大興的小說，那么（張阮新）《青春記》也是改編自長張曼玲的小說。還有八十年代復出的謝晉，他的三部經典，《天山傳奇》、《牧馬人》等�！恶橊勏樽印肥抢仙岬�，這個也是一個著名的作品小說。

    那么還有很多，我都不一一來列舉了，當然我覺得第五代，文學的推動力量非常大，第五代導演借助文學的力量進入電影，比如說張藝謀，先從第五代最早的，83年張軍召開始，陳凱歌的《黃土地》，《孩子王》等，《邊走邊唱》也是陳凱歌的作品，《霸王別姬》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的《霸王別姬》。

    張藝謀的《紅高粱》、《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第五代還有馮小剛、田壯壯，田壯壯的《搖滾青年》改編自劉亦然的《搖滾青年》。馮小剛的《甲方乙方》都是改編自王朔的，后來改編《集結號》，還有現在的《唐山大地震》，也是改自《余震》這部小說。

    這樣一大批作品，我覺得還有第六代，我們在談到新世紀這十年，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新世紀十年，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改編自（彭建起）的小說，還《暖》，《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自王朔的《動物兇猛》。

    這些有很多，我不一一類舉，我現在產生一種觀點，從電影，導演自己創作，不管電影歷程是怎么走過來的，這個事實不能漠視和忽略的，它是深厚的血緣關系，我稱之為母子關系。

    電影是綜合的藝術，聲音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大，但是作為一個強壯的兒子，我覺得不應該遺忘它的母親給它給予的最初的營養，好，謝謝。

    張福貴：《建黨偉業》明星戰術難持久 何不學《巴頓將軍》？

    張福貴：我是圈外人，我是搞現代文學的，說電影只是愛看電影，根據這個會議的主題，我著重在思考一個問題，剛才我們聽了幾位老師的發言感受很深，本來是一個文學理論和影視文學的常識問題，今天我們再次討論，電影和文學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足見我們在電影文學和電影制作，也包括文學批評這個環節里，我們確實還有很多沒有澄清的問題，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常識性問題，就說明這個探視性問題出現了問題。

    我不想談這個問題，其實我想著重談一下這幾年紅色經典的改編和新作。我們說到紅色經典電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這幾年出的紅色經典電影，嚴格來說不是紅色經典電影，是紅色經典敘事，因為它除了紅色經典主題之外，應該有經典的創作。

    近年來我們看到諸多的影視作品，只實現第一個目的，沒有實現第二個目的，所以經典是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要有一種超越性

    但是這種紅色經典的敘事，在當下也有極其重大的價值，在我們當代生活中，這種崇高，這種信仰離我們越來越遠，這種紅色經典的出現，是在喚醒我們已經漸行漸遠的那種精神。

    不管紅色電影在技術上不怎么不成熟，但是它本身有一種思想和精神的價值，就是我們人人都渴望崇高，不管電影中有哪些漏洞，其實你可以看看諜戰片中的影片，他們在人格上的崇高，是我們當代社會最為欠缺的。

    因此我們看到在很多影片中，這些人物的崇高具有超越性，他不再屬于哪個階級，他具有人類的精神，這種精神無論到哪個點都不能泯滅，不能消失的。

    我前段時間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到井岡山去了一次給我震動很大，我們過去是從書本上學習革命傳統，到那個地方你實地感受一下，你就能知道信仰的力量有多大，紅軍的處境有多難。所以紅色經典相當程度上表達的是這樣一種社會渴望，它幫助我們重建，或者說努力恢復在當代社會中已經漸行漸遠的人類崇高精神，這也是非�？少F的，這也是年輕人對紅色經典比較認同的深層原因。

    我們看到紅色經典上座率很高，這種革命者和信賴的關系，始終是一種既定，我們過去看到很多反映地下工作者的影片，無論敵特方的女特務怎樣接近我們的地下工作者，寧愿暴露自己也不暴露組織，這其實就是違背人性。

    你像《秋喜》中男女主人公的關系，既合乎環境又合乎情理，所以紅色經典影片在當下之所以獲得成功，就是它合乎人性。

    剛才談到《建國大業》，上座率很高，我們電影始終作為大眾藝術看待，大眾藝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模式化，因為我們在文學理論研究中，對模式化總是持否定的態度，但是大眾文化傳播中，模式化是便于群眾接受的藝術形式，由于你這種模式化，能夠跟觀眾期待心理達成一致，所以更容易認同。所以這種模式化是有一定的審美價值和票房價值。

    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革命影片包括這些敘事影片，在格式化使用中缺乏一種創新，我覺得我們有很多政治大片，特別是領袖大片，我覺得絕大多數，我們政治大片和領袖大片，在藝術上是并不成功，因為我們感受到，我們的領袖大片和政治大片，其實就是在敘述了一個偉大人物的偉大故事，我們著重于政治正確，人格崇高和智慧的超群，這樣一個角度去刻劃領袖人物。但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作為一個政治家，他肯定也有性格的弱點，我們至少也應該從某些生活細節中看看這些偉大人物和普通人一致的一點，這是很多大片中看不到的。

    你相比之下，我們可以看一看《巴頓將軍》，包括《切格瓦納》，他給人印象非常深刻，同時個性化又有人性化，這種人性化恐怕就是人類意識。所以我想可能王興東老師說的，我們忽略了劇本，確實我也沒有看過劇本，可能導演在整個制作過程中和我們劇本有比較大的差距，這肯定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他用了特別龐大的明星陣容，所以在整個運作過程中，商業上的成功比藝術上的成功更大。

    作為一個歷史題材的影片，使用當下最紅的明星去制作，它有它的票房號召力，但同時由于這些明星在觀眾眼中過于熟悉，就導致了這個影片的歷史性度降低。如果我們使用一些新人，他的個性表演，可能會完成劇本的設計和構思。

    我們都知道《建黨偉業》馬上開拍，還將使用同一路數，如果這樣，我覺得它的生命路也不會太久，能不能用另外一種思路，這是我作為局外人一種感受，謝謝大家。【原標題：何向陽：文學是電影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