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后期，科技對于地球人類的人性、人格的干預能力急劇提升。現代科學技術加上現代商業運營，人類在幾百萬年間形成的生物屬性、社會屬性以及在幾千年間形成的心理人格、文化人格，都有可能被在商業利潤推動下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輕易抹平。對于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信仰情操、風氣習俗、趣味愛好來說，資本與技術，比起以往的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藝術要強大有力得多。以往總說“潛移默化”，現在動輒“更新換代”，隨著基因轉換與克隆技術的進一步完善，“人性”與“人格”也許很快就可以成為“期貨”由顧客選擇預購、批量生產。

　　何向陽其實正是在諸神已經祛魅、諸圣已經遜位、神殿與圣山已經頹屺的時刻，踏上她的“朝圣”之路的。

　　從《文學：人格的投影》、《復制時代的藝術與觀念》、《不對位的人與“人”》到《人性世界的尋找》、《原則、策略與知識分子個人》，再到對于孔子、魯迅、泰戈爾、曾卓、莫言、張承志以及塞林格、昆德拉、凱魯亞克、曼殊斐爾的人格的個案分析，她渴望在人性突發變異、人格日漸扭曲的天地間，追尋著輝煌的人格、理想的人格。

　　正如她在與曼殊斐爾擬想中的對話里所期望的：一個社會更加人工化之后，便會產生能夠充分表現自然美的作家。這有點像是海德格爾的推論：一個貧乏的時代將產生偉大的詩人。文學似乎就是“宿命”一類的東西，不以成敗或效益為抉擇，何向陽身不由己，她已經不能不在一種近乎無望的希冀中，朝著天際的蒼茫毅然前行。細心人不難讀到，在她的文學的間架空隙處總是縈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孤獨和荒涼。

　　肩上是風，是一種透明而且無助的沉重。

　　“一定有什么被遺忘了。在陌生的人流中穿行，總覺得有誰在凝視。慌亂間我想不起他的面容。桐花早開得繁星漫天了，道路已經焦急得不能再等。可是有誰還在深深凝視，為了趕路我總是這樣一副匆匆的背影。”

　　這一個獨自在漫漫孤旅上跋涉的“我”的形象，大抵表達了何向陽內心深處的真實境況。

　　以年輕的生命為火燭，在文學的昏天黑地中一味癡情不移地燃燒，“以至于除了盡力地寫作之外，已找不到更令她向往的事情”。

　　她的燃燒終于照亮了一片風景，并在瀕于失語的文學批評界贏得了真誠的喝彩。在新舊世紀的交接之際，何向陽榮獲“馮牧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多種國家獎項，評語中贊揚她的批評文字充盈著“豐沛的人文意蘊”與“真摯的精神品格”，她為文學與人性所付出的努力引人注目。為此我深受鼓舞，在我看來，這遠不只是何向陽一人的光榮，更是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慶幸，或許，還是人性與人格避免自己全線潰敗的一次抗爭。

　　所思在“遠道”

　　何向陽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已經成為當前文學界一個富有獨特個性的存在，這樣一個少言寡語、不茍言笑的人，一旦捉筆為文，卻如紙上跑馬，馳騁騰躍、恣意汪洋。為她贏得聲譽的《澡雪春秋》、《風云變或曰三代人》、《１２個：１９９８年的孩子》、《無名者的潛在寫作》、《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等文章，全都在三萬字以上。讀這些文章，我的腦海里總會閃現出一幅“小丫耍大刀”的圖像，而且“耍”得還那么得心應手。

　　向陽的“長文”，與文章中飽滿豐蘊的內涵相比，其洋洋萬言仍然像是一件緊身的衣裳。于是，歷來懼怕長文章的理論期刊編輯，仍然樂于發表她的長文。應當說這是一件很有些出格的現象。但是，如果能夠查核一下何向陽為一篇文章投注的精力，人們也就不奇怪了。比如那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緣起于我在為研究生講授“創作心理學”時布置的一道作業，同時選定的作家還有王安憶、莫言、史鐵生等，向陽分工研究張承志。其他同學多是不了了之，唯獨向陽一絲不茍，潛下心來收集資料，閱讀了張承志的全部作品，并反復與張承志書信來往、當面切磋，從１９８８年醞釀，到 １９９６年發表，為時八年、四易其稿，這樣寫下的區區幾萬字，還能夠說“長”嗎？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曾對她的這篇文章作出這樣的評價：“迄今為止，也許還沒有人比她更淋漓盡致地闡述過張承志。”

　　年輕的批評家，干的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活，因此往往顯得放蕩不羈、劍拔弩張，甚至略帶夸耀之色，對此我已經看得習以為常。日常生活里的何向陽，卻總是一板一眼、中規中矩，處處表現出周到的禮貌與良好的教養，這使她輕易排除了人事間經常會遇到的許多無謂的摩擦與紛擾，從而把自己浸沉在鉆研學問所必須的那種沉靜的讀書與思考的境界中去。你只要看一看她在《不對位的人與“人”》一文中如何對一部中國文學史勇猛地挑起事端，就可以發現她那“刑天舞干戚”的一面。

　　但即使這樣的文字，她也并不過分地去張揚她的鋒芒、顯露她的勇猛，扮做“黑馬”模樣，刺激人們的耳目；而是靠翔實的材料、細密的說理培植自己的論點。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日趨浮躁的文壇上，向陽的這種治學風格就顯得格外可貴。

　　上個世紀末的中國文壇上，性別，尤其是女性的性別幾乎被不懷好意地渲染了，那明顯可以看出是出版商的炒作，竟也誘惑了一些實在算不上美麗的女作家濃妝艷抹把萬般風情揉搓進作品中，以填補才情與智力的不足。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規避，在何向陽的文學中，尤其在她的文學批評文字中，幾乎看不出明顯的“女性”的痕跡，反倒時常流露出些陽剛之氣與“硬派小生”的力度。況且“何向陽”又是一個極富中性的名字，以至于不少人讀她的文章便把她認做“男生”。

　　何向陽出身書香門第，是“名門閨秀”，但若是讀一讀她的文章，或只消掠一眼那些文章的標題：朝圣的路上，匆匆趕路的血液，肩上是風，曠野無邊，如水的天命，靈魂的翅膀，夢游者永在旅途……你就會發現她的心其實很“野”，她的靈魂似乎一刻也不安閑地在曠野大漠上奔走呼號，她傾心地羨慕著那些以自己的身體丈量著黑色土地的勇士，盤算著在怎樣的跋山涉水中磨破那５９雙鞋。

　　那也許仍然是由于文學的呼喚和“勾引”。

　　夢想與“長路”

　　“山野”對于何向陽似乎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她曾經驅車西夏荒原、飲馬黃河濕地、馳騁內蒙古大漠、徜徉陜北溝壑，恰恰是這些尚未被現代人類文明覆蓋的裸露著的自然，給她灌注了從事文學研究的靈氣與活力。

　　既能奔突于大野，又能潛心于書齋，這是向陽個性的又一特點。在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地球生態系統中，自然、女性、藝術三者之間原本就擁有一種神秘的關系。

　　按年齡，向陽擁有一種對傳統懷疑、審視的目光；但她又能夠深深地敬重“保爾”們的赤誠與信仰，還愿意靜心面對中國的“薩爾”與“狄安”們尚嫌稚嫩的嗥叫與瘋狂。在向陽這里，人類的精神文化脈絡并不存在“斷裂”，在文學批評的競技場上，看似柔弱的她，卻可以超越道道溝壑。即使不把這說成是成熟，起碼也是由于豐富，心靈的富足。

　　對于精神活動來說，豐富，才是超越的臺基。

　　何向陽的豐富，還表現在她對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選擇與運用上。

　　讀研期間，她系統接受過文藝心理學的訓練，對榮格與馬斯洛尤其偏愛，這使她始終把研究核心落實在作家、作品人物的人格建構與演進上。但是，她對于文學現象的分析，又總是牢固地站在社會文化歷史的立場上，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把握一個時期中人性、人格、人的精神活動的走向。她的那篇探討詩人曾卓在逆境之中潛在寫作的長篇論文，突出地表現了她的這一特點。早在五六年前，她又開始把生態學的原則引進文學批評的領域中來，以梭羅、愛默生、史懷澤、談家楨、芭芭拉、埃倫費爾德的理性與情懷去闡釋張煒、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徐剛、李杭育這些中國新時期作家的作品，并一針見血地提出了“批評的心腸”來對抗已經被炒煳了的“批評的觀念”，在中國，何向陽算得上“生態文藝批評”的一位開路先鋒。

　　比起對于概念、規律的信守，何向陽明顯地更熱衷于對現象的觀察、捕捉、表達、描摹；比起對于普遍法則歸納，她更致力于對個案的過程研究；比起對于研究對象的客觀冷靜剖析，她更擅長于飽含情緒的主觀投入，不時地把自己擺放到自己當下書寫的批評情景之中。
　　她的這種寫作態度，使她的批評文體呈現出引人注目的靈活性、變化性、多樣性。讀向陽的文章，就像是隨她一起上路，路上隨處展現的是變幻不定的風景：無邊的曠野，靜默的水流，寒夜的繁星，長空的彩虹。有時她指給我們看那氣塞天地的風起云涌，有時她又從萬綠叢中尋覓出細微的芒刺與花瓣；有時她從歷史的隧洞深處給我們攙扶出一位白發三千丈的老人；有時她又從時代的托兒所里為我們牽引出一群形色不一的孩子，而且不多不少，一共１２個……

　　“在路上”，是何向陽文學思維中一個潛在的、柔韌的、揮之不去的意象。她的第一本論文集就取名為《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第二本文集《肩上是風》，其實還是“在路上”；第三本，《自巴顏喀拉》更是將自己變作了奔騰黃河中的一滴直立的水，溫和厚道，卻也執拗血性；第四本，《思遠道》，第五本，《夢與馬》……無一不在訴說道路，訴說夢一樣在遠方召喚她奔赴前往的“大道”，其他一些文章的題目，《遠方誰在趕路》、《穿過》、《夢游者永在旅途》，也都是“在路上”。

　　也許，生命的固有屬性就是“在路上”。

　　我們生活著，也就是行進在路上。

　　向陽或許是矛盾的。比起“保爾”式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堅定昂揚，多了幾分困惑；比“狄安”們狂放地向著“快樂老家”的進發，多了許多沉重；比那些放蕩不羈的精神漫游者多了一些責任；比那些癡迷沉溺的宗教徒多了一些清醒；比那些虛無主義者多出了堅實的目的；比那些功利主義者多出了強烈的憧憬。這些矛盾與沖突在糾纏著她，也在支撐著她；在折磨著她，也在成就著她。

　　“我們追求，我們尋找，我們在路上，我們忍受焦灼與饑渴，我們把青春、愛情、生命都搭了進去，或許奮斗到底依然看不見可意的結局，可是生命畢竟燃燒過、粉碎過、奔涌過、升騰過……蒼涼的路的主題即是蒼涼的人生的主題，追尋的焦慮與壯闊始終圍繞著人而無法割舍，由“不甘”導出的奮進與熱情已逐漸成為我們的生命方式與精神原則。”

    這是何向陽論文中的文字，當然同時也透遞出她自已不倦而堅韌的人生求索。魯樞元【原標題：何向陽：蒼茫朝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