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學者葉子奇有言：“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草木子》卷4《談藪篇》）理學何以產生并輝煌于兩宋？我們現在做宋代理學研究，既離不開哲學——觀念史進路，同時也要重視歷史——思想史進路。晚清史夢蘭有首宮詞：“廟享欽遵四孟時，牙盤別設踵唐儀。太常禮畢群班退，夾室焚香讀誓碑。”（《全史宮詞》卷16《宋》）以“不殺士大夫”為核心內容的“宋太祖誓碑”（又稱“宋太祖誓約”），正是落實歷史——思想史進路的一個好題目。

    現代學術史上，張蔭麟1941年發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重慶《文史雜志》第l卷第7期），開啟了這一研究的先河。人們也大多知道“宋太祖誓碑”主張善待知識分子，可截止到2010年，70年過去了，中國大陸學術界有分量的專題論文卻不到10篇。這里，我們從兩個人的三篇文獻說起。

    第一個人是兩宋之交的曹勛(1098—1174)。1126年靖康之變，金人俘虜了徽宗、欽宗父子，押送到金國，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是徽宗的隨從。途中，曹勛從燕山逃走，徽宗讓他轉告康王趙構：“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松隱集》卷26《進前十事札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83頁）后來，曹勛的《北狩見聞錄》又復述了這段話，但把“誓不誅大臣、言官”換成了“誓不誅大臣、用宦官”（《學海類編》第2冊，廣陵書社2007年版，第1107—1108頁）。曹勛這兩篇文獻所說的，史稱“徽宗寄語”。

    第二個人是南宋的陸游(1125—1210)�！侗苁盥�抄》舊題陸游所撰，其中說道：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錀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余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錀，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叢書集成新編》第86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第668頁。據明代稗乘本排�。�

    以上三篇文獻，曹勛的《進前十事札子》、《北狩見聞錄》最早記載此事，陸游的《避暑漫抄》記錄得最完整。曹勛只說有誓約，陸游則說誓約刻于碑上，還提到曹勛帶回來徽宗寄語，可證陸游所引的《秘史》晚于曹勛寫的兩文。“誓詞三行”實則兩句，究竟“柴氏子孫”一句緊要，還是“士大夫”一句緊要呢？清代學者袁棟指出：“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末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兒，原有歉于隱微，故為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于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書隱叢說》卷6“宋祖誓碑”條）后世議論“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殺士大夫”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來”刻于建隆三年（962），那時趙匡胤剛剛立國不久，但為什么將近160年后，人們才“開始”知道它呢？僅僅是因為保密措施做得好嗎？有學者認為：徽宗作惡多端，為了彌補罪過，于是編造了這個故事；也可能是曹勛杜撰出來的，目的是讓趙構合法地繼承皇位。這些學者還以北宋殺了很多文人，斷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純屬子虛烏有。最近，筆者在《學術月刊》2010年第10期發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獻地圖》一文，裒輯了七條南宋時期的直接證明材料，還發現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間接證明材料的雙重屬性，所以認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遠遠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過那塊高七八尺、闊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約主張“不殺士大夫”才是關鍵，因為它實實在在造成了眾所周知的“趙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并自注：“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據天下，在即位后；三事，未嘗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患。”（《擊壤集》卷15《觀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嘗觀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二程遺書》卷15《伊川先生語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當時誰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這回事，但他們何以都說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殺士大夫”是個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傳開來以后，影響深遠。王夫之說過：“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宋論》卷1《太祖》）顧炎武寫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于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余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后之為國者并當取以為戒。”（《日知錄》卷15“宋朝家法”條）

    張蔭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殺大臣及言官之密約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歷史影響甚鉅。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張橫，朝議之囂雜，主勢之降殺，國是之搖蕩，而荊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變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遠因矣。此就惡影響言也。若就善影響言，則宋朝之優禮大臣言官實養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實啟發其對于個人人格尊嚴之認識。此則北宋理學或道學之精神基礎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榮，理學昌盛，成就了漢唐之后又一個思想文化高峰，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殺士大夫”的制度設計是密不可分的。

    趙普是輔佐趙匡胤拿下江山的開國元勛，相傳他說過兩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論語》治天下”（李衡撰、龔昱編《樂菴語錄》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續筆談十一篇》）。趙普的兩句話，加上趙匡胤的“不殺士大夫”，君臣兩人說的這三句話對兩宋道學的興起與發展產生過作用嗎？如果產生過，這種作用能否從制度層面來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筆者以為，倘若歷史—思想史進路解答好了這些問題，既讓抽象的格言“下鄉”到歷史中間，又讓具體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來的宋學研究定將長足進展。楊海文【原標題：“宋太祖誓碑”與“不殺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