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一以貫之的重用并優待文臣，輕易不殺臣下的大政方針，實際上是以祖宗家法，為歷代皇帝所遵奉，并認真執行的。從《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慶歷三年》的范、富爭論，范多次提及“祖宗以來”，大家嘴上不說，心里明白這塊誓碑，有一條可以約束皇帝的戒律。范仲淹認為:“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

    從《退齋筆錄》所載元豐年間，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沒面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面對士人來說，勝于刑戮。事后神宗對二人喟然長嘆:“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藥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聽不到。

    文化歷千年之變，造極于趙宋之世

    雖然，遼、金、元、黨項、西夏的侵擾戰爭，對趙宋王朝起到毀滅、死亡、破壞、滅絕的作用；然而，在相對和平、相安無事、相互對峙而非兵戎相見的和平年代，由于趙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發展、文明得大進步、文學與文藝得大繁榮，讓我們看到這個輝煌燦爛的王朝，其建設、發展、騰起、富裕，成為基調的另一面。

    兩宋王朝積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突飛猛進的科技，高產豐收的農業，富庶活躍的市場；其規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會，詩書禮樂的環境，成為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所以，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達到極致境界，與這塊誓碑所營造出來的大環境，有著莫大關系。

    錢穆則說過更仔細些:“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用為后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理學與藝術》)

    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其余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當代社會所需要。而我們時時刻刻須臾不離的書本、報紙、文件、宣傳品，乃至于網絡上所使用的印刷體方塊字而言，它之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為后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還可以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與漢、與唐，都不甚搭界，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嚴復有過這樣一種論點:“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

    趙匡胤不殺士人的誓碑，也許真的是子虛烏有，然而，有一點不可抹煞，兩宋王朝對于文人的優容，對于文化的扶掖，對于文明的提倡，對于文學和文藝的寬縱，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原標題：趙匡胤不殺士人:中國歷史上的“民主”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