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翟墨先生相識相知相處長達26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師長，更是我的摯友。他是對我的學術人生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學術成長過程中他對我的提攜，還體現在他的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和睿智開明的學術思想對我的熏染。斯人已逝，而他等身的著作及其傳達的思想觀念永遠留在人間、留在我們記憶的深處。

　　我與翟墨先生年齡相差20歲，算得上是忘年交。1983年，當我從武漢大學畢業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時年22歲。那時包括翟墨先生在內被稱為“78學人”的新時期第一批美術史論研究生也剛畢業兩年，正當年富力強，均已成為美術研究所的學術骨干。我們都居住、生活并工作在北京前海西街17號的“恭王府”院里，他們大多住在前院臨時搭建的簡易樓，我則住在后院那座著名的“九十九間半”第二層樓上的一間辦公室里。一個單位的同事，一個院子里住著，更加上在院里食堂同一個鍋里吃飯，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我跟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晚飯后和周末閑暇時，彼此之間經常會串串門，聊聊天。住在簡易樓上的諸位前輩中我去得最多的是翟墨先生家。其他前輩也都待人熱忱，但在我總感到他們多有嚴肅氣質。而翟墨先生對我總是和顏悅色，絲毫沒有長輩的架子，令我倍感親切。

　　第一次走進他家，就看到墻壁上貼著一個書有“每日千字”的條幅，這是他一生勤奮治學的座右銘。自1978年成為王朝聞首屆碩士研究生并開始從事美術研究，31年時間，他出版個人著作18部(平均每兩年便有一部著作面世)，發表評論文章近千篇，主編著作10種80余部，他在美術界無疑是工作最勤奮、學術成果最多的學者之一。沒有其他任何業余愛好，治學和寫作是翟墨先生的唯一興趣。在我看來，工作刻苦、筆耕不輟既是他取得如此豐碩研究成果的首要條件，也是毀壞他身體健康、導致他過早離世的重要原因。我們知道，我國知識分子物質生活條件的稍有改善只是最近幾年的事，而在此之前，生活的艱苦與工作的勞累使得知識分子成為一個早逝的群體。翟墨先生長年承擔著高負荷腦力勞動，而疏于身體保養，以致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的身體，也在不知不覺中遭到了病魔的侵襲。當他于2008年上半年因身體極度不適而住院并查出胃癌的時候，我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個反應是翟墨先生是累病的。作為一個學者，68歲的翟墨先生正處于學術生命的盛期，以他的智慧和積累，如果更長壽些，他該會給我們創造出多少優秀學術成果啊！

　　在剛剛認識翟墨先生的時候，他就鼓勵我，讓我樹立“一本書主義”理想。要知道，我那時剛出校門，尚未進入學術的門檻和研究的行列，寫書出書對于我而言幾乎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目標。但是，他的鼓勵給了我莫大的信心。事實上，翟墨先生不僅從精神上激勵我，而且為我打通人脈，創造學術發展條件。我的第一、第二本書的出版就得益于他的介紹和舉薦。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后學，這樣的提攜是何等寶貴。我迄今已出版了十幾本書，這與翟墨先生的幫助密切相關。多年來，我還和翟墨先生合作主編出版了四套叢書，分別是“西方現代藝術流派書系”(12冊，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20世紀外國大師論藝書系”(12冊，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西方后現代藝術流派書系”(12 冊，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2008年)和“藝術東西叢書”(12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005年)。這些叢書的選題論證、分冊設置和作者人選主要由我負責，而出版計劃的落實主要是他的功勞。另外，出于對翟墨先生學問學識的尊重，四套叢書的前言我都請他執筆撰寫。

　　在我國美術史論界，翟墨先生文筆之優美是有口皆碑的，事實上，翟墨先生首先是一位詩人，早在1976年，亦即他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史論專業研究生之前，他就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詩集。在電視尚未普及的1984年，翟墨先生以《啊，火的冰！》為代表的系列美學散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配樂廣播連續播出兩年之久，在聽眾中引起強烈反響，他甚至收到過數百封聽眾和讀者來信。1988年他的第一本詩化美學文集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被《書訊報》評為當年最受歡迎的十佳書籍之一，他再次收到了五百余封讀者來信。翟墨先生的美學和美術理論著述改變了“理論是灰色的”這一定見，他總是以強烈的詩情和細膩的感受來辨析枯澀深奧的理論命題，將抽象的理性思維與生動的情感表達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散文詩式的學術文體。他寫道：

　　我的實踐和實驗是冰炭同爐之戀——做火的冰的人，寫火的冰的文；將詩情之火與理性之冰從形式到內容都有機和諧地交融在一起。

　　既癡情于對詩的繾綣又執著于對論的綢繆。

　　既在詩的波浪里游泳又在論的崎嶇中登攀。

　　我認為，詩是一切藝術和理論的靈魂，而散文詩是自由度更大涵容量更高的詩。

　　我認為，好的理論文章也應洋溢著論者的思維快感，凝結著作者的生命激情。它絕非只會梳史料辮子和對概念積木者所能為。

　　翟墨先生的著作和論文被讀者公認為不可多得的學術“美文”，正如有人所說：“他以詩寫論，融論于詩，美文談美學。讀他的書如顧美人，如飲甘露，如沐春風，是美的享受。”   

　　常言道：“知識是別人的，文筆是自己的。”一個學者擁有優美的文筆總是令人羨慕的。我曾想學習、模仿翟墨先生的文風，我也希望自己擁有像他手中的那樣一支生花的妙筆，但我很快意識到他的文筆別人是學不到的，因為那首先是一種天生的才能和稟賦，而且它也緣于他始終如一、精益求精地追求。讀上去，翟墨先生的文章好像是不費力氣的產物，它們是那樣流暢靈動、自然天成，實際上，那是他字斟句酌、精雕細琢的結果。翟墨先生對自己的文章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他不僅追求思想觀點的獨特與深刻，而且講究措辭的準確與嚴謹，因此他對每一個字詞都要仔細推敲、反復錘煉。我們看到，在他那些詩化的文章中總有深邃的思想和獨特的創見。

　　作為一個學者，翟墨先生最讓我欽佩的是他視野的開闊、思想的敏銳和胸懷的寬廣，他始終對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事物保持著敏銳的感受力，因此他涉獵廣泛，并且總是處于學術前沿。在學術上，翟墨先生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他總是在突破邊界、拓展疆域，美學和美術理論是他的學術根據地，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將探究的領域擴展到繪畫美學、攝影美學和設計美學，這是研究的深入，也是專業的開拓。對多個學科領域的涉獵造就了他廣闊的文化視野，“走出古今中外之爭，會通古今中外之學”成了他的學術目標。

　　翟墨先生在學術上主張返本開新、標新立異或標舊立異。他不排斥舊材料，但倡導新觀念、新方法、新聯系、新運用。他對軸心時代的學術資源很感興趣，對《圣經》、《道德經》(《老子》)下過不少研讀功夫，且有不少新發現。對他而言，新與舊之間并沒有一個一刀切開的界限。因為沒有舊就沒有新，一切新東西都是在舊的廢墟上萌生的；沒有新也沒有舊，舊學中的生命基因，只有在新的眼光和方法的燭照下才能復活。在一種了無阻隔的思想境界中，他創立了信仰升華論、社會延伸論、思維場流論、藝術因變論、設計創悠論、文明融通論和宇宙自創論等諸多理論，其中“大一美學”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成果。他說：

　　我的“大一美學”是一種元神元道元文元通新學說，包含了思辯方式的“參三趨四論”，精神境界的“信仰升華論”，道德領域的“自然人道論”，文明進程的“反饋變異論”，終極目標的“全息感通論”。簡言之，“大”就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一”就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令”；“美”就是星空與律令節奏韻律的悄然感通；美的“學”說的深層奧秘就在對星空的捫心仰望里。

　　翟墨先生將他200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集取名為“登高海自平”，并在自序里闡明了自己對世界文明大同大通的愿望和期待：

　　人類文明上中下、前中后、左中右的多維貫通是文敏發展的大勢。上中下，指豎向的大信仰，即天籟——人籟——地籟的韻律感應；前中后，指縱向的大文脈，即軸心——輻射——新軸心的綿延升躍；左中右，指橫向的大體系，即神性——物性——人性的獨聯互動。這是我的終極追求，也是貫穿我的美學、美術學、設計學研究的一條紉長的精神紅線。

　　除了將他的普世主義胸懷貫穿于他的學術理論之外，翟墨先生還將它奉為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終極理想。他說：

　　對于心里有愛的人來說，世界只是一個大家庭而已。

　　為此，翟墨先生積極參加在澳大利亞注冊的非政府學術組織“全球文明推進組織”(OPGC)，兩次出席全球文明世界大會，參與簽署《全球文明宣言》，并擔任《全球文明》雜志副主編。他倡導建立“世界聯合政府”，希望人類真正成為一個整體。我相信，翟墨先生的愿望總有一天會實現。

　　治學是翟墨先生艱辛的勞動，也是他輕松的休息，帶著日夜筆耕的疲憊和無窮無盡的研究計劃，正值學術盛年的翟墨先生離開了我們。在北京門頭溝萬佛園翟墨先生的墓上鐫刻著下列文字：

　　“化‘知’為‘思’為‘詩’，傳達不同凡響的先知‘神’諭，尋覓大千宇宙的深層通一，是我韌長的學術追求和無盡的人生樂趣。”

　　這是翟墨先生生前為自己寫就的墓志銘，他將對學術和人類的熱愛帶到了天國，對于我們，他的胸懷和思想將是永遠值得追慕的榜樣。文/王端廷【原標題：澄明逍遙 大美通一：懷念學者翟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