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葉景賢先生《我的小木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瓦爾登湖畔梭羅的那座小木屋。它們都遠離市囂，遠離人群，處于茫茫荒野之中，處于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木屋的主人都懷著一顆和善質樸的心，與樹木為伍，與鳥雀共鳴，與泉水共游，與山間的大氣共呼吸，將整個身心同化于山川自然之中。讀《莊子》，我曾讀出一點心得，私下常以為與莊子有靈犀之通：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能夠化身于自然，與自然共生的人。觀山則情滿于山，臨水則意溢于水。他就是水，故入水而不溺；他就是火，故臨火而不焚；他就是天地日月，故而與天地齊壽，與日月同光。這樣的人還不是神仙嗎？中國古代的陶淵明，美國近代的梭羅都是這樣的神仙。我想，深山小屋里的葉景賢先生也是希望要做這樣的神仙的。

　　不過，葉先生似乎凡心未了，又只能做半個神仙。他總是不時走出他的小木屋，面對世風、士風、官場、商場做金剛怒目狀，隱忍不住要發上一頓脾氣，說出一番憤疾之言。這也難怪，當年的陶靖節先生，不也是作“金剛怒目”嗎？在塵世間做一個讀書人，總不能忘卻黎民蒼生，總不能忘卻世上的不義與不平，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良知，一種讀書人的社會責任。

　依我看，葉景賢先生的這本集子中既有對塵寰的逃遁，又有對社會的深入。這并不矛盾，我全都欣賞。或許，正是由于他對天真、自然的熱愛，才會有對丑惡、卑污的如許惱恨！葉先生的梗直倔犟，在河南的文學界也是出了名的。20世紀80年代初，只因當地領導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時偏離了政策，他竟一怒將御狀告到國家最高領導人胡耀邦總書記那里。那次運動，其實我也在清理之列，說實話比起文革的“橫掃一切”來，那只能算是龍卷風過后的小小余緒。然而葉先生認“死理”，既然與理不合，他就要像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里那位打官司的“秋菊”一樣，一定要爭個說法。說法倒是爭來了，當地領導被迫改正錯誤，不過縣官不如現管，葉先生從那時以后，文聯主席做不成了，調到林業局當了副局長，真的“下野”了。

　　盡管離開了“文壇”，葉景賢卻并沒有離開他始終心儀的文學藝術，他依然不停地寫，甚至比先前更勤奮。他的一些散文、隨筆、雜文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發表，不時引起人們的關注并被選進各種文集，且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風格就是人”，他的文章也如他的為人一樣：敏感而質樸，尖刻而友善，快人快語，疾惡如仇。即使那些訪古記游類的文字，也總忘不了借古諷今、憂國憂民。

　遺憾的是，盡管“憂民”、盡管“疾惡”，二十世紀過去了，新世紀也已經過去八年，人間可憂之事，世上可疾之惡似乎并未減少。庸俗、丑惡、貪婪、腐敗隨著社會的進步也在“蓬勃發展”，包括先前被人們視為清高、典雅的醫藥界、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文學藝術界，也都在迅速地“下流化”，讓人憂不勝憂，疾不勝疾！然而葉景賢先生似乎并未氣餒，雖然已年過七旬，仍然寶刀不老，躲在他的小木屋中靜觀默察，不時地發出一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古人云：“眾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的作家、作品，總是要發出一些現實批判聲音的。沒有這樣的聲音，社會生態就要失衡；杜絕這些聲音，時代就會失去生機與活力。

　　葉景賢先生的《我的小木屋》一書即將面世，一定讓我說幾句話。我想說的是，像我這樣一個大半輩子混跡于文學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及我身邊不少的文學碩士、文學博士、文學教授、文學專家，對于文學藝術的執著、忠貞、熱愛、珍惜，比一比，卻不如葉景賢先生這樣一位“業余”文學人士。說起來只有慚愧而已。

　　對于葉景賢先生來說，文學就是他的小木屋，那山林深處的小木屋和文學一道，就是他生命的棲息地。如今，這樣的小木屋，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對此，我們還不應當更加珍惜一些嗎？【原標題：魯樞元：“業余”文學人士振聾發聵的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