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典古籍中，以經濟為主題的甚少，即便有，與當今經濟有關的也更罕見。其中，有一部著作是例外，它寫于兩千多年前，是一場經濟政策論戰的實錄，一直到今天，還常常讓人時讀時新。此書名曰《鹽鐵論》。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于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一方是主張官辦事業的桑弘羊，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個叫桓寬的人如實地記錄這次辯論的內容，寫成一部流傳至今的奇書。

　　鹽鐵會議的時代背景是這樣的：自劉邦建國之后，實行了寬民政策，特別是文帝、景帝的七十余年中，大肆放縱民間經商，因而出現“文景之治”，景帝之子武帝即位后，一改前政，史載“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并興”，“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為了充實國庫，武帝實行了強有力的收編政策，其中在產業方面，就是把當時最重要的鹽鐵兩產全面收歸國家。武帝去世之后，朝野對這一政策分歧頗大，因而發生了一場大辯論。

　　從《鹽鐵論》看，桑弘羊明顯處于被攻擊的守勢，桓寬真實地記錄了他當時的種種表情，如“作色不應”、“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俯仰未應對”、“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等，顯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樣，他前后發言130多次，均是為專營政策做頑強的辯護，這也成為后世研究桑氏經濟思想的最生動和寶貴的原始資料。

　　群儒反對這一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指責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造成民間經濟的蕭條。

　　二是官辦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適民用，要么質量惡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賢良、文學們描述說，“政府鑄造的鐵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適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來的鐵器，大多質量低劣，售價卻很昂貴，還強買強賣，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

　　三是鹽鐵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棄本”，整個社會民俗敗壞不堪。

　　群儒所提出的這幾點，在桑弘羊看來，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應和駁斥。在他看來，這些人來自民間，都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這一政策的弊端，卻提不出有創見的建設性意見。

　　《鹽鐵論》是封建體制在中國出現之后，人們對經濟治理模式的一次總檢討，面對一個前所未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帝國，人們顯得焦慮卻手足無措，而剛剛過去的武帝“盛世”，既讓他們感到了帝國的榮耀，也飽受集權之苦。在鹽鐵會議上，辯論雙方所涉及的話題已非常深入。盡管國人在如此早的時候就已經在探索封建體制下的經濟制度創新，然而在隨后的兩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進。這一景象應與儒家思想在經濟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干系。

　　先秦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諸子都是小國寡民的思想產物，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黃老、莊子以清心寡欲為生命訴求，全面排斥權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雖積極入世，但是在經濟制度上一味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的系統性思考，與法家、墨家乃至農家、雜家相比，儒家的經濟理論體系可謂是最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談論利益為恥，漢代的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無所謂好壞，到了治國的層面上，卻顯得缺乏直面的勇氣。

　　因而，在鹽鐵會議上，群儒對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洶洶反對，卻提不出建設性的方案，雙方交鋒每每擦肩而過。相對于話鋒激烈、內容蒼白的群儒，桑弘羊的思想體系倒是十分的完備。在歷時半年的鹽鐵會議上，處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辯，一點也不落下風。面對種種指責，桑弘羊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讓反對者們給出答案。他說：在對外戰事不斷、國內天災頻繁的時候，如果通過增加稅賦的辦法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勢必激發民變，無異于飲鳩止渴，而采取官營工商業的辦法，卻完全可以達到“民不益賦”又增加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嗎？

　　近年因治企業史，常常重讀《鹽鐵論》，每每讀到此處，必會深思。文：吳曉波【原標題：吳曉波：誰能解答桑弘羊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