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讓人惋惜之余深為感動的是，就在我登門造訪之前，年已八旬的孫老剛把一筆獎金捐給了北京第四聾啞學校。我坐下不一會兒，便提及從友人口里得知的這一消息。孫老聽罷，笑著解釋道：“我的子女小時候多虧該校老師們的關照，我這也是表示一份心愿。”接著，他很快轉入正題，開始了“答客問”。

    我首先請孫老回憶“文革”中下放咸寧干校的往事。他稍稍理順思路，敘述道：“1969年秋天，我來到向陽湖后，分配在四大隊十四連。初期勞動十分艱苦，還要自己蓋房；不久抓‘五一六’，更加重了大家的精神負擔。在干校，‘五七’戰士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種稻子，養鴨子。這種勞動鍛煉，如果計算起成本來，簡直沒法說。更有甚者，有的同志體力支持不住，病倒了再沒有起來。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名校對因勞累過度，不幸去世，還是我到附近生產隊去選墳地并聯系安葬事宜……”

    我聽了插話說：“前幾天，我去秦順新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家，他介紹說，您平時人緣好，在向陽湖還擔任了大隊教導員，隊長是現在的美編室主任李吉慶。”孫老點頭稱是，補充說：“這類‘官’其實就象農村生產隊長一樣，只不過帶頭勞動罷了。那時我的愛人蔣宛下放河南息縣干校，家里的老房子沒退。如果說還抱有回京的希望，只得拼命干活，等待政策變化。十四連還有位老同志鄭效洵，因年紀偏大，參加干活不適應，便讓他管‘家屬連’。你要我談在咸寧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人，要數孫用先生。他是大翻譯家，‘國寶’級人物，1931年便開始發表作品，譯有《勇敢的約翰》、《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集》、《裴多菲詩選》、《華萊斯詩選》、《密茨凱維文詩選》等。1958年他應邀訪問匈牙利，接受過匈政府授予的勞動勛章和證書，該國藝術館還專門為孫用做了銅像，以表彰他翻譯裴多菲詩所作的貢獻。孫用先生學問一流，為人正派，還特別顧全大局，在向陽湖的逆境中能隨遇而安，和夫人一道共度難關。可惜他回京十多年后于1983年病逝。”

    我馬上問起孫用先生家人的情況，孫老回答后，又刪繁就簡，談及自己對干校生活的感受：“咸寧的那段經歷，可以說是生活中永難忘記的一頁，拓展了我對社會與人生的認識，為今后20多年的生活增添了勇氣。”

    這時，我乘空打量一下孫老陳設簡樸的客廳，見書柜旁放著一根拄手拐杖，便問起個中緣由，方知前不久他去白石橋逛書市，碰上兩年輕人斗毆，上前解勸時被推倒，不僅骨折住了院，還換上一只鋼胯骨，休養生息至今才恢復聽了這則“見義勇為”的小故事，也許有人會覺得孫老此舉“劃不來”，我倒認為這是心地善良的老翻譯家長期的道德修養所致。

    這里，不妨介紹一下孫老的簡歷：他1942年畢業于前西北大學商學系，同年在重慶一文化團體開始翻譯工作，1946年翻譯了白俄羅斯著名詩人庫巴拉的詩集《蘆笛集》，并與蔣路合譯《俄國文學史》等。他自1952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至今，歷任總編室副主任、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從50年代至80年代，人文社歷次有關外國文學選題和出版規劃，都是由他負責主持的。離休前后，他還擔任過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文藝翻譯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主要忙于組織外國文學的學術交流活動，82年和89年還先后出訪德國和蘇聯。雖然已是名副其實的“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可他并不在意自己所作的這一切，謙虛地對我說：“我的一生比較平淡，有點成績，也應歸功于黨的指引，前輩的教導，時代的惠賜。”
 孫老談自己一筆帶過，說咸寧卻一往情深。最后，當我請他評價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工作時，他饒有興趣地說：“這是咸寧地區的一大優勢。現在，眾多的文化人無疑提高了咸寧的知名度，加之你們那里自然環境好，農民勤勞樸實，讓人懷念。我一生到過的地方多，可從沒見過像咸寧那么香的桂花，從沒吃過那么可口的黃鱔。咸寧處武昌和岳陽之間，區位優勢也很明顯，溫泉更是很好的療養場所，要很好地開發利用。我每次都認真看了你寄來的報紙，挖掘干校文化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成效，十分難得。你的專訪和文化人的回憶文章，都是一筆精神財富。為了今后帶來更大的效益，建議你們的思路還要更開闊一些，長計劃短安排，盡心盡力，一抓到底。以我自己從事外國文學工作的體會，一句話，傳播文化要不遺余力。”

    聽著這充滿激情的話語，望著這滿頭白發的老者，怎不教人充滿欽敬之情我默默地想，孫老畢生致力于外國文學翻譯工作，對熱衷宣傳“向陽湖文化”之我輩，不是已樹立了榜樣嗎？（李城外）【原標題：訪著名文學翻譯家孫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