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向往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孫繩武表示，他們這一代人就是強調組織與政治性。本報記者李飛攝

    新式教科書，開首“人、手、足、刀、尺”

我六七歲的時候，家里被搶過一次。記得是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坐在前院玩，突然她抱著剛剛吃過奶的弟弟，拉起我就往后院跑，經過堂屋時，聽見我爺爺在大聲嚷嚷，后來才知道是家里被搶了，家里的現金，祖上傳下來的10多塊懷表都被拿走了，爺爺好像還挨了打。

那時候軍閥混戰，一些雜牌軍脫了軍裝，拿了槍到有錢人家搶劫是常有的事情。我家在本縣算是比較大的地主，爺爺是一生不事生產，父親有過一段少爺生活，北伐時期參加過國民黨，終究還是回了家鄉。

在我父親那一輩時家里平均每個人有100多畝地，但因為不懂得經營，加之雜稅太多，很快就衰敗下來。抗戰開始，我們家就很窘迫了，父親名下只剩下100多畝地，卻有5個兒子要養活。這種環境導致我不能像父親那樣靠吃租子過活，得通過上學來獲得謀生手段。

家里被搶之后不久，爺爺覺得大地主在小城市不安全，就帶著我和哥哥去了開封，生活費是由父母在家收了租子寄過來。我在開封上的是新式學堂，學的是新式教科書，記得課本最開首是五個漢字：“人、手、足、刀、尺”，而不是像我哥哥他們那樣，第一課學“人之初、性本善……”高中以前我的理想也不過是想著以后去當教師或者做個記者。

“大學教授里，有許壽裳，有李達……”

1931年，北方的局勢已經很壞了，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怒潮。“一二·九運動”時有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我班上有幾個同學是它的成員，他們發現我喜歡看進步書籍，就介紹我加入了先鋒隊，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有了組織的觀念。

那個時期的青年人對蘇聯都有很大向往。聽說當時有一部蘇聯電影《出路》，在東華門的兒童電影院放映，樓上樓下都擠滿了進步青年，而且他們在放映前齊聲唱：“五月的鮮花開遍原野，鮮花掩蓋著志士的鮮血……”想必他們的心情都是很激動的，但有很多人隨著環境的變化慢慢地又去過平淡的生活了。

但凡在高中成績優秀的同學都傾向于報考理工科或者是英語系，如此便容易找工作一些。我則對社會主義國家很向往，希望將來能做介紹蘇聯文化的工作。而那時候，只有兩三所大學有俄語系。

1937年的時候，在西安有一個由北京師范大學、北平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組成的西北聯合大學，那里的商學系有俄語專業。這所大學里有一些左翼的教授，比如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也有李達那樣知名的左派教授，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我都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畢業到重慶后更傾向于蘇聯共產主義。

分享共產黨員戈寶權的秘密

在重慶，老師介紹我認識了曹靖華，他是著名翻譯家，曾經在我們的陜西聯合大學教俄語，但是掌握教育部的國民黨認為他不可靠，就把他給解雇了。曹靖華1938年底來到重慶，被請到中蘇文化協會做理事，有人勸他建立一個編譯委員會。實際上后來這個編譯委員會總共也就三個人：曹靖華領導，葉以群是編輯，我是編輯助理。

中蘇文化協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其實都是國民黨人，蘇聯大使館和國民黨都為它提供活動經費。這個協會的成員有國民黨、共產黨，也有像我這樣既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但是受共產黨影響的普通人。說得好聽一點，這兒算是對蘇工作的統一戰線組織。

戈寶權那時從蘇聯當記者回來，在搬遷到重慶的新華日報社做編輯。這個報社是受國民黨監控的，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戈寶權是共產黨人，他的活動范圍不能太大，所以他常常來中蘇文化協會找我們玩。我和他年歲差不多，又都喜歡文學，許多年都保持著很好的友誼。

因為他的特殊身份，他連住的地方都不告訴別人，后來領導要他從重慶經香港坐船去北京工作，所有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我們一起吃完飯，他約我去他住的地方坐一下，我才知道他住在他的叔叔戈公振曾經住過的房子里，那里有很多俄文書。他在送我上電車回家的路上，才對我說：“我要離開了。”我也是謹慎的人，知道是上級要調他走了，所以也并不多問。

10多年之后，戈寶權從蘇聯回來做外交工作，主要研究俄蘇文學，而我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俄蘇文學，我們才又相聚在一起。

蘇聯人的出版社工資發美元

從1945年起，蘇聯開始加大它在國外的文化外交工作，所以在上海以僑民的名義成立了時代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直屬于蘇聯宣傳機構塔斯社管理。在它成立之初，日本還沒有投降，蘇聯也還沒有對日宣戰，因此蘇聯要在日本包圍的中國租界建立這么一個出版陣地。

時代出版社從一開始就有系統地在中國找人翻譯俄國古典文學作品，更多的還是以蘇聯與德國作戰為主題的書，比如《日日夜夜》、《寧死不屈》等等，通過這些書宣揚蘇聯的建國經驗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在重慶感到國家必須要走類似蘇聯的道路，就在戈寶權介紹下來到這家出版社工作。

當年通貨膨脹很厲害。時代出版社算外資機構，給我們發美元當工資，我當年的收入是每月70多美元，用美元去買東西，價格相對穩定一點，但因為整體的物價變幻莫測，也是惶惶不可終日。

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塔斯社給我們發工作人員的卡，表示這些人是蘇聯塔斯社聘請的人，由他們負責。有做地下黨工作的同事被國民黨逮捕，最后還是共產黨組織找人去疏通關系把那個人給保了出來。所以在這兒工作并不是那么安全，但是我們仍然覺得應該留下來向國民黨統治區里的人介紹蘇聯文化。

1949以后，中國開始禁止外國在國內建出版社。1953年時代出版社關閉了，蘇聯人當時很想不通：我們一直支持你們的革命工作，為什么要把我們關閉？后來，他們把時代出版社的所有權移交給中國，社里的工作人員也重新進行分配。一批人去了商務印書館，另一批人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北京，替人民過濾“不良”文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的社長是馮雪峰，他請了馮至、曹靖華等四個人來做副社長，從馮雪峰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不單是介紹“五四”以后1949年以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也開始介紹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經典名著。

1957年“大躍進”的時候，各個單位都搞整體規劃。我們在外國文學出版方面也產生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提出了一個“趕超日本”的口號，做了一個二三千頁的出版計劃書，非常詳細，包括作品的內容簡介、藝術風格、主題思想和傾向性等等。

緊接著就到了“反右”，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斷開馮雪峰的批判會，但是他后來還是繼續在出版社領工資，只是不擔任具體職務，有時候幫我們看看稿子。他的身上有浙江溫州一帶人的那種“介乎耿直、固執、頑固之間”（魯迅語）的性格，在出版社有鼓舞人的力量。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