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300年風云變幻，多少王侯將相、才子佳人埋骨東都洛陽，以至北邙山上“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這么多唐代墓葬，本系列中不可能一一寫到，那么，它們的整體情況如何？我市文史專家、千唐志齋原館長趙跟喜先生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對唐墓作了總述。

　　北邙山、萬安山、龍門西山，唐代三大叢葬地

　　記者：趙老師，我近來寫唐墓時常常感到困惑：葬在洛陽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那么多，地面遺存卻非常少，能找到墓冢的屈指可數，這是為什么？

　　趙跟喜：洛陽唐墓有一個特點，就是墓多陵少，很少有地面遺存，但是出土墓志很多。唐墓不像周、漢、魏時期的那樣“墓冢高嵯峨”，這與當時的葬制有關。

　　唐代帝陵集中在長安，洛陽為東都。位高權重的功臣及宗室，死后都要陪葬帝陵；那些曾經聲名顯赫的朝廷重臣，一旦不慎跌落深淵，失去了陪葬資格，不能再回長安，就會選擇葬在洛陽。這些人的墓冢本來規模就不大，加上盜挖或水土流失，年深日久多有損毀，地面上自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記者：常言說：“生在蘇杭，葬在北邙。”這句“廣告詞”是什么時候開始流行的？

　　趙跟喜：邙山北臨黃河，地勢開闊，土層深厚，宜于殯葬。東漢及北魏時期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唐代以來的名門望族、縉紳百姓也都認為邙山是風水寶地，即使死在遙遠的江南或塞北，臨終也要囑托子孫，將自己還葬北邙。“生在蘇杭，葬在北邙”的說法由此而來。這種說法唐時就有了，今人承襲的還是古人對北邙山的認識。

　　因為人們都想把北邙山作為“終極歸宿”，唐時這里已是塋地連接，楸柏蔥郁，“幾無臥牛之地”。當然，這并不是說邙山上真的連一頭牛也臥不下了，而是說墓地都已“有主”，后來者拿錢也買不到。

　　記者：洛陽唐墓的分布似乎不太集中，除了北邙山，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吧？

　　趙跟喜：洛陽的唐墓叢葬地有三大塊：一是北邙山，包括首陽山；二是萬安山；三是龍門西山。

　　北邙山“起自河口，西逾平陰”，東西綿延200里，“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于松柏樹”，自然環境很好。由于這里的墓葬太多，已經“飽和”，后來者只好另擇地方。比如洛陽城南的萬安山，就是唐代李、盧、鄭、崔、裴、姚、王等名門望族的塋地，名相姚崇、張說等都葬在這里。由于位置相對較偏，直到20世紀50年代，萬安山南麓的田間地頭還立有不少石碑。

　　唐代的龍門西山，范圍比現在要大得多，那里葬有不少皇親國戚及世宦顯貴。如唐高宗與蕭淑妃的兒子李素節，死在洛陽城南的龍門驛，其九個兒子全部“窆于河南府龍門鄉之平原”，就是現在的龍門西山。你前幾天去訪李德裕平泉莊，一路經過的張溝村、畢溝村都是唐代叢葬地。因為龍門西山寺院很多，附近還葬有許多僧尼，其中有一些來自異域。

　唐人墓志是一部“石刻唐書”，可以證史、糾史、補史

　　記者：您剛才說，唐墓的一個特點是墓志多，這些墓志是怎么保留下來的？

　　趙跟喜：墓志之作，意在傳世。北魏遷都洛陽后，王公貴族都葬在洛陽，為了便于后人辨識塋地，他們多在青石上刻墓志銘，伴自己長眠地下。

　　到唐代，刻志之風盛行，墓志成了一種時尚。無論男女老幼、高官平民，死后都可以刻一方墓志，標明自己的世系爵里、生平事跡、配偶子嗣、卒時葬地等，相當于今人的傳記。不過，這種石刻傳記比寫在紙帛上的傳記更有生命力，它久藏地下也不會損壞，隨著陵谷變遷，山川更易，還會重見天日，讓人借此了解歷史。

　　當然，墓志能夠保留下來，還得益于志石的笨重。唐人隨葬品中多金銀器物，以致盜墓成風。不過，盜墓者的目標主要是金銀珠寶、三彩冥物等，對笨重的志石則很少問津。這些志石出土后往往流落民間，老百姓用來捶布洗衣、修筑溝渠或者砌墻填基等。后來，有識之士從民間征集，許多墓志才得以保存下來，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它們的真容。

　　記者：墓志主要有哪些作用？

　　趙跟喜：洛陽歷代出土的墓志有上萬方，其中唐人墓志占大多數。從李淵、李世民父子的武德、貞觀起，歷開元、天寶，到晚唐的天復、天祐，包括武則天的改元、安祿山的僭號，歷經300載，年號所缺無幾。這些志主的身份各異，既有相國太尉、刺史太守，也有雄據一方的藩鎮大吏，有官卑職微的尉丞參軍，也有處士名流，甚至寺觀僧道、宮娥才女。別看一些志主名不見經傳，他們的墓志中對唐代一些重大事件也多涉及。可以說，古人在不經意間，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刻在石頭上的“唐書”。

　　《千唐志齋藏志》中，有武則天大周時期墓志148方，其中程思義等人的墓志中提到武則天重用酷吏，董懷義、白知禮等人的墓志記述了“后武則天時代”的一系列宮廷政變，還有一些墓志中講到安史之亂……可以這樣說，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民俗等方面，墓志中都有涉及。

　　同時，作為當事人一生的總結，其中所記事件都是親歷，且由同時代人所作，墓志在證史、糾史、補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時候，它比史書更為可靠。

　　一方方墓志，還是打開一個個千古之謎大門的鑰匙。比如李素節的九個兒子被武則天的酷吏誅殺于舒州，到底葬在何處，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后來，他第九子的墓志在龍門廣化寺西北出土，人們才弄清楚，原來這九子之墓就在龍門西山上。

　　安史之亂爆發后，安祿山打進洛陽，國史散失。關于唐玄宗天寶年間這段歷史，新、舊《唐書》要么語焉不詳，要么張冠李戴，要么時間移位，“吏部”寫成“工部”之類的謬誤時常出現，很令后來的史官頭疼。而那段時間的墓志，則是檢驗史書的一把尺子。

    穿越千年，讓歷史更加鮮活

　　記者：最近，我翻看您參與編篡的《千唐志齋藏志》和《全唐文補遺》，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墓志的女性志主占了約一半，比史書中的女性所占比例高多了！

　　趙跟喜：大唐是一個包容、開放的王朝，女皇武則天執政，也使女性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她們可以與男子一樣在墓志中展示生平。墓志中，像“大周雍州司兵李氏妻王氏(姜嫄)”、“博陵崔公(藏之)夫人汶水縣君太原王氏”等志主有很多。

　　在這些志主中，還有一位叫馬凌虛的女道士。她是洛陽城中的絕色女子，23歲，風華正茂，“鮮膚秀質，環意蕙心，光彩可鑒，芬芳若蘭”，并且才藝雙佳，“有七盤長袖之能，三日遺音之妙，揮弦而鶴舞，吹竹而龍吟”。可是，安祿山的鐵蹄踏碎了東都的繁華，她被卷入了安史之亂的漩渦，所在的開元觀被改為圣武觀，不幸很快來臨。安祿山的部下獨孤問俗將她擄去，“未盈一旬，不疾而歿”。同為安祿山慕僚的李史魚為她寫了墓志，也算一篇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