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走進房間,繞過為他空出的主座,坐進側邊最末的座位。這天,除了小說,他想多談兩句散文。

　　2009年,長篇散文《我與父輩》出版。這本閻連科口中“毫無難度的寫作”“沒有任何追求、任何防備”的作品打動了無數人,成為此前以《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等小說聞名的閻連科賣得最好、爭議最少、讀者最多的書。它讓人們發現,在“苦難大師”“狂想現實主義者”或“神實主義者”之外,在詭譎、荒誕、充滿爭議的“小說家閻連科”背后,還有一個世俗溫暖、人情世故的“散文家閻連科”。

　　這本書也令從不把自己視為散文家的閻連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新的認識和發現,于是有了后來的《北京,最后的紀念:我和711號園》和人大出版社最近正在陸續推出的4本散文隨筆:《一個人的三條河》《丈量書與筆的距離》《寫作最難是糊涂》《他的話一路散落》。

    世俗:“世俗生活幾乎是我現在寫作的唯一源泉”
　　
    “散文寫作什么都可以關注,但就我個人來說,因為在小說中關注更多的是集體的、民族的問題,在散文中會寫更個人化、家庭化、世俗化的東西,作為彌補。”

　　不同于其光彩流溢、想象奇詭的小說作品,閻連科的散文里,有的常常只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的故人瑣事,平實樸拙卻會輕易令人動容。

　　“我們這些做晚輩兒子的,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少年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遠把老人當做當年三四十歲的壯年去對待……”諸如《我與父輩》中這樣平淡無奇的話語,總實實在在地觸疼讀者的心。

　　回顧自己的散文創作,閻連科說:“《我與父輩》對我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我明白原來我閻連科除了寫小說,還是可以寫散文的。之前也出過三四本散文集,送人都不敢,覺得自己寫得非常不好,但《我與父輩》我會送朋友,讓大家看。為什么呢?包括這本書讀者為什么如此喜歡?”

　　他覺得關鍵在于“經驗”和“世俗”。

　　關于經驗,“散文一定要來自經驗、來自經歷,沒有經驗經歷你不要去寫。人們喜歡散文是因為散文表達了個人的生活經驗,因為真實才去看它。”

　　閻連科認為散文的黃金時期或許已在上世紀90年代過去,但時至今日讀者依然非常多,根本原因就在于散文的經驗性,因為散文不同于有著更多虛構和想象成分的小說,其全部來源就是生活和真實,因而更容易打動他人。

　　關于世俗,“有兩個層面上的國家,一個是體制上的,一個是民間的。我們都更多地生活在民間的國家里,每天說的卻多是體制上國家的事。我們會討論國家的前途,卻永遠不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當可以討論的問題。”

　　“我這一代作家要認同世俗的生活。”閻連科說道:“生活確實是很庸俗的東西,但作家要在世俗中做人。我們不能做世俗的人,但要在世俗生活里有點尊嚴地做人。我想我是認同世俗生活的,世俗生活幾乎是我現在寫作的唯一源泉,從世俗中認識人,從世俗中認識事情。”

    坦誠:“中國文人不太解剖自己,希望有一天能把自己開膛破肚”

    讀閻連科的散文,多會對作者的坦誠印象深刻——敘述往事時,閻連科時常把自己的一些并不光彩的念頭、行為與弱點不加修飾地袒露。

　　他不止一次提及自己的“罪孽”,20歲時為逃離村莊、逃離貧窮的命運,在父母的寬宏下,棄了兒子對疲憊父親、患病姐姐和一個家族應盡的責任,入伍參軍,他認為這是令父親舊病復發、過早離世的根本緣由；他寫到父親重病彌留中的一個寒夜,他腦中竟莫名閃過大夫的那句“只要你父親還活著,你們家怕不會有好日子過……”意識到自己竟似有“希望父親早一天離世”的念頭,他逃到無人的空院,狠扇自己耳光；他也寫了年少時出于嫉妒,給校長寫了檢舉信,打同學小報告的丑行,寫了自己如此懼怕死亡,不敢去八寶山給過世的同學送行……

　　當被問及何以在寫作中如此坦白,閻連科說:“中國作家有一點不太好,就是不太敢解剖自己,都把自己當作家看,不把自己當普通人。說我坦白,無非是我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普通人。我覺得我的一生中,有非常多的東西值得解剖,我有很多惡的念頭,做過很多惡的事情,和每個人一樣,犯過無數錯誤。這些東西為什么不能寫出來?我無意識地寫了那么一點點,就讓大家這么意外,我想這是中國文人不太解剖自己造成的。”

　　他認為這也是為何中國作家中沒有歌德、盧梭這樣的人物,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寫出《懺悔錄》那樣的散文,“我已經50多歲了,我非常希望在小說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寫一些不一樣的散文,把自己確實經歷過的無法告人的東西告訴大家。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自己開膛破肚,把五臟六腑全掏給讀者。我想這一天不會特別久,我已經想了很多。”

    追求:“更看重作品對文學本身帶來的改變,而不是對社會”

　　閻連科是個什么樣的作家?散文中,有他這樣的自白:“在中國作家中,我不是寫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寫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擠在跑道上沒有停腳者的一個。”

　　無論小說還是散文,閻連科都執著于每部新作和之前作品相較下的“進步”和“變化”。《四書》出版前,他曾多次說自己的小說創作正停滯不前,原地踏步,因為在語言上的努力沒有達到想要達到的巨大變化,“語言上有所突破,你就可能在思維上、故事上、在任何結構上都有突破,所以我全部的寫作努力都在語言上。”而散文方面,“如果今年能重新坐下來寫部散文,我希望它與《我與父輩》《北京,最后的紀念》《一個人的三條河》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我還沒有想得特別明白,但一定要寫非常不同的東西。”

　　作為被貼上“苦難大師”“現實主義者”標簽的作家,閻連科坦誠在小說寫作中“掙脫各種主義幾乎成為唯一的目標”,因為“任何小說,只要去寫它,就會發現人家都可以把它用主義說出來,你是荒誕現實主義,你是魔幻現實主義,你說我完全不是這東西,他也這樣解釋。”

　　散文則不同,“我們對散文,幾乎找不到流派、主義的說法,散文的美和奇恰恰在這里。我非常希望自己最終寫出一個有主義的散文來。”

　　“讓小說變得沒有主義,讓散文變得有主義,這可能是我寫作的一個方向,是我寫作兩個方面的一種對立和彌補吧。”

　　因為有這樣的追求,閻連科認為自己的小說讀者會越來越少,而他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小說讀者太多,“我想我確實寫不出那種人人都愛的小說,對此我非常清楚,我特別相信自己的讀者會越變越少,除非不斷重復自己。只要渴望不重復,就會讀者越來越少,但也會越來越知音,彼此相通。”他當然并不排斥讀者,所以才寫作散文,希望散文能幫助人們找到真實的閻連科,幫助人們理解其創作。

　　采訪中,閻連科幾次提到《四書》在法國出版后,接受記者群訪時的意外驚喜——“沒有一個人問我小說中寫的故事現實,都問我為什么這樣寫小說。”

　　寫鄉村的苦難,寫艾滋病村、寫知識界的丑聞……因為作品深深介入現實,人們面對閻連科時,總會更多地詢問現實層面而非文學上的問題,“一個偉大的作家,當然要看他對讀者、對民族貢獻了什么,但我可能更看重他對文學貢獻了什么。我非常渴望有一天,人們說我的作品對文學本身帶來改變,而不是對社會。當然,我不會放棄小說對現實的關照和深刻的思考,但在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

　　“我其實更希望別人和我談文學,更看重作品對文學本身的影響,但是人們總是和我談文學之外的事。”被問及希望別人和他談論什么時,作家立刻作答。這天的采訪和其后的講座中,閻連科耐心地回答了人們有關饑餓、艾滋病、城市化、電影、評價其他作家等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是個令執著于文學自身的作家倍感寂寞的時代。但閻連科還在一手小說,一手散文地不斷前行,“努力做一個不退場的跑者,這是我在戰勝死亡恐懼之前的一個卑微的寫作希望。”

    ■訪談擷語　

    作家幾乎都是猶豫不決的人

　　再偉大的人物,其實也和我們差不了太多,就是在某些關鍵點上敢作敢為,有點賭徒的性格,但作家不行,作家幾乎都是猶豫不決的人。比如,我對當年是退伍回家還是接受提干,也猶豫不決,最終是因為哥哥告訴我回去寫小說沒人看才回了部隊。如果我退伍回家種地,理想就是當個村長,差點就走上村官之路了。我經常在很多關鍵點上猶豫不決,被別人的一句話決定好壞。

    擔心敏感和想象力消失

　　對我個人的寫作來說,真實是我能夠達到的,但是想象和敏感可能會隨著我的年齡增長越來越消失掉,這是我最擔心的,是我后半生最需要注意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保持不下來,有人告訴我說你的寫作徹底沒有敏感和想象了,那我真的會停止寫作。

    對年輕作家的建議

　　80后、90后的孩子首先要對經典認同,不認同這條路是走不遠的。我想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能力、經驗或語言,我們和他們年齡相似時,語言遠不如他們,但他們對經典的反感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你可以批判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但你得認同他們；你可以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就是經典的作家；你可以不喜歡卡夫卡,但他就是給世界文學帶來了巨大貢獻。一個作家對經典不認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原標題：閻連科:中國無盧梭,因作家不敢解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