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時著名學者范曄（公元398年~445年）是大名鼎鼎的《后漢書》的編纂者。《宋書・范曄傳》里說他“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可見他不僅著述頗豐而且能寫能書能演能唱，擱現在絕對是個才藝不凡、風流倜儻的明星學者，拿天價出場費到各地設壇開講做報告自是不在話下。令人意外的是，他卻在最春風得意的時候混進了謀反篡位的隊伍中，年僅48歲便走完了本該更加精彩的人生。對此，筆者實在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反復閱讀《范曄傳》后，最終讀出了兩個字――“憤青”。

　　范曄出身士族之家，是晉末宋初名臣范泰的兒子，實實在在的“官二代”，很早就進入官場。雖然起初一直擔任緣吏、參謀一類的低品級官員，但30歲后便做到了吏部的尚書郎（六品，主管官吏選任、銓敘和調動等事務）的位置。盡管后來他在當朝執政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出殯前與人酣飲甚至以挽歌佐酒取樂，而被貶為宣城太守，算是仕途上多了份蹉跎，但大約十年后，便時來運轉，做到了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的高位，成為京城衛戍部隊的高層官員，并參與機要。然而，官位越做越高的范曄卻并不感到快樂，他對官場上充斥著的嫉賢妒能、溜須拍馬、急功近利之人十分反感，曾撰《和香方》一篇，用麝香、零藿、詹唐、棗膏、甲煎等各種香料來影射、譏諷虞炳之、何尚之、沈演之、羊玄寶等朝中大員。而事實上，這些人雖然各有各的不足之處，卻未必真的如范曄所說的那樣品行不堪。比如何尚之就曾勸阻宋文帝大興土木以免勞民傷財，還曾聚徒講學，四方名士紛紛慕名而來。可見范曄對官場某些人的認識和評價過于苛責，有著明顯的道德潔癖。

　　而更令他感到不爽的是，他所習以為常的名士風范遇到了新政權的制約，使得他頗有生不逢時的感慨。我們知道，魏晉時期是士族門閥擺平一切的年代，放誕不羈、無拘無束的名士風尚是社會追捧的對象。不過，“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到了南朝，門閥士族已經衰微，政權轉而掌握在庶族寒門手中，因此士族子弟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不遵禮法，為所欲為了。顯然，范曄對此十分抵觸，即便因此遭到貶斥，他也沒有汲取教訓，依然目空一切，我行我素。宋文帝劉義隆知道他善彈琵琶，喜歡唱流行歌曲，總是旁敲側擊地想讓他為自己表演一番。范曄卻自恃才高，故意裝糊涂，不愿露一手。一次，宋文帝擺酒宴客，喝得有些高，說我來唱你來彈，范曄不得不奉旨彈奏。不過，皇上的歌聲剛停，范曄的琴聲也戛然而止，連個余音繞梁的機會都不留給皇上。范曄是顯得挺名士的，可宋文帝卻極其不爽，心想你范曄雖然出身高門，卻不過是小老婆養的，長得又矮又胖又黑，拽什么拽？所以后來范曄被殺前，宋文帝還下詔數落他“不識恩遇，猶懷怨憤”。

　　滿朝文武中沒一個瞅著順眼，現實生活中又不能隨心所欲處處遇到掣肘，導致范曄的心理產生極度的不平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憤青”范曄遇上了處心積慮的孔熙先。孔熙先和范曄的出身、經歷頗為相似，因為仕途壅塞久未升遷，一直心懷不滿。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彭城王劉義康被廢黜后，孔熙先密懷報效之志，一心策動朝中大臣謀反，以輔佐劉義康登基。他摸準了范曄的心理，先從其外甥謝綜下手，常和謝綜等人打“業務麻將”，故意輸錢輸物，時間一長，“情意稍款”。經謝綜引薦，孔熙先慢慢接近了范曄，依然通過打“業務麻將”的方式，引起范曄的好感，直至“申莫逆之好”。隨后，孔熙先又以皇家不與范曄家族聯姻來刺激范曄，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范曄終于下定決心，上了謀反者的賊船。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為被人告發，謀反沒有成功，范曄等人被捕，死時年僅四十有八。

　　由于經濟、政治地位急劇轉變，價值觀、行為方式混亂無序，社會轉型期最容易導致人的心理不平衡，也最容易誕生憤青，許多人因此走上抵觸、逆反甚至激烈對抗的道路，最終不僅害了自己，還會牽連家人親友，乃至給社會造成麻煩和損失。范曄的死就是這樣，除了“憤青”二字，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實際意義和價值。還是毛澤東當年送給“憤青”柳亞子的詩說得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盧荻秋【原標題：“憤青”范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