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涂酒。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
　　
    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執著、頑強和創作的艱辛。她自幼多病，經歷過名目繁多的手術，人贈雅號“挨千刀的”，多年來寫作只能在業余、事余和病余進行，因此她戲稱自己是“三余作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她的作品幾乎篇篇是同疾病斗爭所得。她說：“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
　　
　　“荒丘絳帳傳弦歌，簞食瓢飲顏回樂”
　　
    不久前，宗璞的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收入“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很快即又加印。多年來，自己的作品一直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宗璞感到由衷的欣慰。
　　
    《南渡記》和《東藏記》，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精神、以強烈的愛國情懷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南渡記》寫的是“七·七”事變國難降臨后，北平那些世代書香的家庭里的故事。于一九八八年首次出版，多次再版。《東藏記》首次出版是在二○○一年春天，它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英才薈萃的昆明。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小說，寫寫停停，用了七年。這七年中，宗璞在與病魔作戰之余，以口為筆，鍥而不舍，終于大功告成。計劃中還有《西征記》和《北歸記》，分別描寫滇西抗戰和抗戰勝利后北平的學界風云。八年抗戰，國恨家仇，在她和她的父兄一代人心上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痛，一顆含著靈性的種子也在宗璞心里深深埋藏。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小說就開始在她的心里生根，到了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方才長葉開花，結出果實。
　　
    在《南渡記》中，她寫了北平淪陷后，“槍口上掛頭顱，刀叢里爭性命”的亡國之恨；“拋了文書，灑了香墨”，“恓惶惶割舍了舊樓臺”的離亂之痛；“把心兒向國托，身兒向前趕，魂兒故土埋”的救國之勇。在《東藏記》中，她寫了殘山剩水間，“逃不完急煎煎警報紅燈，咽不下彎曲曲米蟲是葷腥”的艱難時日；“酒花兒少斟酌，淚花兒常拋墮”的內心悲苦；“一燈如豆寒窗暖，眾說似潮壁報興”，“荒丘絳帳傳弦歌，簞食瓢飲顏回樂”的書生意氣。宗璞懷著一種發自內心的責任感，縝密構思，從容書寫，將一代學人志士的錚錚硬骨，款款深情，寫得韻致豐盈，委婉細膩，大氣磅然。
　　
    抗戰八年，那一代人不僅曾經逃難，曾經躲藏，他們曾經在心靈的戰場上拼爭，也曾經在現實的沙場上與入侵之敵浴血奮戰。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國去，是全體中國人不可動搖的信念，是宗璞心中解不開的情結。《東藏記》完成之后，宗璞沒有停筆，接著投入了《西征記》的創作。在這一卷里，她要抒寫投筆從戎的書生學子“五彩筆換了回日戈”，“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懷著“把招魂兩字寫天庭”的必死決心，遠征滇西抗日前線奮勇殺敵的故事。其中多少救國御侮的激憤，流血流淚的悲壯，生離死別的哀婉，愛恨交織的浪漫，在宗璞心中醞釀已久，也令讀者充滿期待。
　　
　　“小說是作者靈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攪碎了，給小說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現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
　　
    宗璞的創作充滿著艱辛。寫《南渡記》時，她還在社科院外文所上班，同時上奉高堂，下撫幼女，還要與自身的疾病斗爭，寫作時間十分有限。一九九○年七月，九十四歲高齡的馮友蘭先生終于完成了他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他深知因為全力照料自己的生活和寫作，宗璞的長篇小說寫作已經中斷了幾年，這一年他給女兒的壽聯說：“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詞句之間，飽含著驕傲、滿足和喜愛、期待之情。當年十一月，馮友蘭先生西去，宗璞大病，又一次入院手術。直到一九九三年秋天，才能夠拿起筆來，繼續寫她的《東藏記》。一九九六年以后，她的眼睛因為視網膜脫落，做了幾次手術。雖未失明，卻失去了閱讀能力，不能拿筆寫作了。“禿筆頭纏繩索，病身軀遭頓挫”，成了她的艱難境況的寫照。但她不屈不撓，以口授的方式繼續寫作。
　　
    幾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宗璞為讀者奉獻了大量優雅雋永的小說、散文和童話作品。一九五七年，她的小說《紅豆》因為描寫知識分子的情感而遭到批判，成為“毒草”。十年浩劫中，寫作無從談起，一九七八以前的十四年間，宗璞沒有寫下一個字的文學作品。“文革”結束之后，她相繼寫了《弦上的夢》《我是誰》《三生石》《魯魯》《心祭》《蝸居》等小說，大多以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摧殘為題材，藝術上則兼用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手法。這些作品以鮮明有力的思想、含蓄幽婉的風格和濃厚的知識分子氣質，給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增添了一種超凡脫俗、樸實沉郁的品格。她的散文也大獲豐收，平常生活中的所見所想、所感所念，被她精心織入樸素優美的文字，情真意切，溫潤可人。她的作品不以數量取勝，而是以一種超拔簡潔的淡泊之氣、大家風范的平和之氣和柔中寓剛的凜然之氣深深感染著讀者。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對宗璞說，你現在到了可以寫長篇的階段了。的確，宗璞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碩果累累，藝術上的準備已很充足；那一段可歌可泣的生活、眾多鮮活的人物，經過她多年的心血滋潤、摶煉調和，也已血肉豐滿，呼之欲出。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作家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做判斷，宗璞貯存了三十多年的一塊璞玉才有可能放出光彩。
　　
    宗璞十分贊同英國作家奧斯丁關于長篇小說的名言：“小說家在作品里展現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當的語言，向世人表達他對人類最徹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樣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繪，筆下閃耀著機智與幽默。” 馮友蘭先生說，佛學中有一句話“納須彌于芥子”，好大一座須彌山，要把它納入一粒芥子，怎樣納法，就要看小說家的能耐。宗璞認為，一個短篇小說可以分別側重于情節、人物和氣氛，長篇小說則應將這三者熔于一爐，滿足各種讀者的需要。所以她給自己的長篇小說提出的要求是雅俗共賞，既要有供俗賞的好看，又要有供雅賞的耐看。為此，她如一只采花釀蜜的工蜂，一只銜沙聚塔的螞蟻，孜孜矻矻，潛心創作。在那民族危亡的時刻，文質彬彬的讀書人用溫文爾雅的方式與苦難抗爭，深厚的學養和操守使他們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堅忍。北平的深宅大院，昆明的村野木樓，都是反抗侵略者和進行靈魂搏斗的戰場，沒有炮火硝煙，卻有死滅與新生。雖說一部小說所能反映的只是時代的一個側面，但宗璞在書中描寫刻畫的眾多人物和他們豐富多彩的心靈世界，卻可以充盈在天地之間。宗璞煉意煉句，苦思苦吟，把八年抗戰的人心正氣、親情友愛、生死別離、世情百態、眾生之相，把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特征和深刻的歷史命運，一一納入作品之中，將小說經營得玲瓏雅致、氣韻悠長、妙趣橫生、回味無窮。她說，“小說是作者靈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攪碎了，給小說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現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此話雖然簡單，卻是宗璞的肺腑之言。她以多病之身，傾盡全力為中國知識分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氣節而書寫，“覆雨翻云，不甘低首”，“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這種靈魂投入的寫作，怎不令人由衷感佩，深深嘆服！
　　
　　“我知道，她什么都能頂得住。”
　　
    然而不幸的是，《西征記》的寫作開始不久，與宗璞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伴侶蔡仲德先生不幸身染重病，雖輾轉求醫，奮力拼搏，畢竟無力回天，陰陽兩隔。幾十年來，這對伉儷生活上互相照料，精神上互相依靠，事業上互相支持。宗璞對蔡先生的學術研究給以極大的理解和支持，兩人經常在一起討論切磋；蔡先生對宗璞的創作投以熱切的關注，他是宗璞所有作品的第一讀者。十幾年前父親西行，宗璞生活中出現了巨大的空白；如今先生遠去，不啻是天空塌了半邊，病弱的宗璞如何能夠支撐！但是，深深地了解妻子的蔡先生在病中說過，“我知道，她什么都能頂得住。”宗璞以出人意料的堅強，戰勝了失去親人的悲痛，她說，父親和先生都去世了，以后要靠自我奮斗！
　　
    生活在繼續。作為一代哲學宗師馮友蘭的女兒，打理父親的著作在海內外的編輯出版事宜，接待各地馮學研究者的探訪咨詢，參與策劃和出席各種馮友蘭的紀念活動，是宗璞生活的重要內容，占去了她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蔡仲德先生早期從事中國音樂美學史的研究，后來進入馮學研究領域，繼而剖析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寫下了多部功力深厚、見地深刻、思想犀利的著作，有的已成為那一領域的經典，有的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在蔡先生生前出版。現在，這些未竟的事業，也要由宗璞來完成。馮友蘭先生有詩云：“智山慧海傳真火，愿繼前薪作后薪。”馮友蘭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傳火者。現在，他的女兒宗璞正守護著逝者留下的智慧文化之火，盼望它永遠燃燒，代代相傳。盡管親人離去，盡管體弱多病，盡管事務繁雜，她的思想沒有歇，她的寫作沒有停，在她的筆下，西征的戰歌嘹亮，日本鬼子正在節節敗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駑馬十駕，功在不舍。宗璞堅持不輟，且戰且行，她在用自己的堅強和勇敢，告慰父親，告慰先生，告慰那一段充滿苦難和激情的歷史，告慰她所創造的書中人物，告慰關心她的親人和朋友，告慰喜愛宗璞作品的讀者。
　　
    燕園深處，三松堂里，宗璞正運籌帷幄，揮軍西征。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我們衷心希望宗璞大功告成，勝利凱旋。爾文【原標題：宗璞：錦心繡口寫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