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愛”，八旬宗璞依然“我手寫我心”

    重點

　　宗璞，原名馮鍾璞，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1928年7月生于北平，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退休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品的東西方文化韻味兼備，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與高雅格調。出版了多種小說散文童話選集，主要作品有小說《紅豆》、《魯魯》、《三生石》，童話《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筆》、《紫藤蘿瀑布》、《廢墟的召喚》、《花朝節的紀念》、《三松堂斷憶》等，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組成的4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前2卷已出版），是宗璞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作品已譯為多種文字。

　　久歷風雨的三松堂，是燕南園一個舊式院落，隱藏于一排翠竹“屏風”之后，院門前倆小石獅左右顧盼，一米來高的木柵欄內，是一望可見的青苔小徑，幽靜的庭院里蓬蓬勃勃著花與草，蒼松勁挺，玉簪葉子碩大茁壯，鳥鳴啁啾。此院主人，深居簡出。

　　7月炎夏的一個上午，記者（以下簡稱記）如約走進三松堂，對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的女兒、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宗璞（以下簡稱馮）進行了訪談。院外酷熱，屋內清涼，桌上攤開著一本《李商隱詩選》，斜壓著一柄放大鏡，窗外有“算黃算割”的鳴聲不時清脆嘹亮地響起……

　　記：馮老師（因宗璞本名馮鍾璞，人們習稱宗璞老或馮老師）您好，非常高興能與您面對面，首先作為讀者向您致以問候，7月底也是您的80歲壽辰，提前祝您快樂！

　　馮：謝謝！聽（張）抗抗說你專門從西安來，我是上世紀80年代去過西安，很多年了，城墻是那么完好，還有個興慶宮吧，北京的舊址遺跡很多都沒有了，太可惜了，羨慕西安人。我記得，小時經常出入西直門，那時它還有甕城，那真是雄偉啊，一到傍晚，點點昏鴉，飛繞在城墻之上，會發多少思古之幽情。現在沒有了。

　　愛父母：三松堂已“人非物非”

　　記：來之前，在網上看到您父親寫的一首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云天萬里飛”。說他一生得力于這三個女子，這都是人間至情。您曾花了很多精力去幫父親完成著作，并隨慈父數十年共歷風雨，哲人其萎，三松堂物是人非，緬思之情，想來亦是感慨頗多吧。

　　馮：是啊，與父母特別是與父親難忘的事情很多，我寫過《三松堂漫記》與《云在青天水在瓶》這樣兩本書，最近要再出一本，還是回憶父親的，把這兩年的新作加進去。三松堂人非物是，應該說是人非物非了，院里這三棵松，你看，中間這棵松樹還在，旁邊兩株枯掉了，都是另植的，一棵還可以，我說它如垂髫少女。另一棵更小，我覺得它像一個仙童。可是，現在仙童也枯了，還得再換一株。

　　我愛我的父母，我想，人人都是如此。小時，家里的衣食住行、內政外交，都由母親一手操持。我還記得小學時我在作文《我的家庭》中寫過，“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于有沒有父親，并不重要”。父親看了，并不生氣。其實，父親的關心除了大的方面，也很細致。他晚年時，見我理家忙亂，有時會忽然提醒“該訂牛奶了”，讓我很感動。

　　父親一生除晚年受批判、被攻擊以外，應該說是比較好的，高壽，家庭幸福，想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這首詩，提到了他母親吳清芝太夫人、我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我。其實我持家不行，僅做飯菜一項就沒法跟母親比。祖母的明智、母親的能干，確實給父親很大幫助。

　　有一段時間，我給父親既當秘書、管家，又當門房、護士，還兼跑堂，這是一種自嘲的說法，就是要做好后勤，支持《新編》的寫作。父親贈我一副對聯，有“莫將《新編》代《雙城》”一句。《野葫蘆引》系列，最初的題目是《雙城鴻雪記》。雙城是指北平和昆明，本來在北平的學校，抗日期間南遷昆明，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以為“雙城鴻雪”用得太多，我小說中還有一部《西征記》，雙城不足以包括，就改了今名。我于1985年開始寫這部長篇，斷斷續續。父親擔心我寫不完，他希望我寫完。現在第3部《西征記》即將脫稿，這是可以向父親稟告的。

　　記：您今年夏天滿80歲，您父親好像是80歲后才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晚年發力，居然能在95歲去世前將這部著作寫完，堪稱奇跡，這期間恐怕也是艱苦備嘗吧。他堅信“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您如何看？

　　馮：準確來說，我父親寫《新編》的想法，由來已久。真正開始動筆時，已是85歲。十年里，他每天上午在書房寫，從不間斷。他的記憶力也是非常驚人的。

　　我父親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臨終說過“中國哲學必將大放光彩”，中國哲學能夠以自己的長處影響世界。他認為，西方哲學會得到中國哲學的直覺和體驗的補充，中國哲學則需要西方哲學的邏輯、理性的澄清，將來這兩方面會互相取長補短。韓國政要樸槿惠經歷很波折，她寫過文章，說自己在最低谷時，看馮友蘭的哲學史，獲得了力量。我想這就是中國哲學給人的“受用”。我們中華幾千年的文化，特別是人生的智慧，留下很多，但需好好檢視，不可照單全收，而且只學習中國文化是不夠的。“五四”以來，賽先生似乎已經請進門了，德先生還應繼續登堂入室。

　　愛寫作：我像螞蟻在搬沙

　　記：您父親曾經囑咐您，當一個作家，要努力讀懂自然、社會、人生這三部“無字天書”，還要用至精至誠的心勁把“無字天書”釀造為“有字人書”，對此您如何解讀？做到了么？

　　馮：他的意思是，要讀“無字天書”也要讀“有字人書”。要有生活，也要有文化修養，就需要讀書，接觸生活，一定要到生活當中去。但有時生活又很喧鬧，你得對外界有一個觀察，有一個距離。對于一個作者來說，“無字天書”和“有字人書”同樣重要。沒有生活，只能閉門造車，寫作毫無意義。沒有文化，沒有前人的滋養，也寫不出好作品。文化的繁榮，常常是一個時代的事。我當然希望我的書也能成為值得讀的“有字人書”。

　　記：您在自述寫作歷程時曾說過“我寫，因為我有；我寫，因為我愛”。

　　馮：《東藏記》寫作開始不久，我的視網膜脫落，經過手術幸未失明，但左眼僅有0.3的視力，右眼幾乎看不見東西，準盲人一個。我覺得我就像一只螞蟻，很小的螞蟻，認真努力地在搬沙，銜一粒，再銜一粒，終于堆起一座小沙丘。可能會有朋友奇怪，已然如此了，為什么還對寫作不離不棄？其實很簡單，只因為有話要說，不然，對不起那個時代，對不起那些人。根據不同的感受，會有不同的表述。我還是那些話：寫小說，不然對不起沸騰過隨即凝聚在身邊的歷史；寫散文，不然對不起流淌在胸間的萬般感受；寫童話，不然對不起眼前光怪陸離的幻象；寫短詩，不然對不起耳畔琤 變化的音符。我寫，因為我有；我寫，因為我愛。

　　記：您的《野葫蘆引》，描寫的是抗戰八年中的亡國之痛、流離之苦，西南聯大師生們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輟，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忍不拔，寫出了那一代學人的特定選擇和無怨無悔。您的“野葫蘆”里還藏了哪些奇花異草？方便透露一些嗎？

　　馮：有論者認為我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體現了“漂泊與堅守”，很多知識分子的人生似乎都與這個主題相關吧。那時人的精神境界和現在距離很大，以致有人認為我寫的人不夠真實，他們很難想象，人會像書中人那樣，毀家紓難，先公后私。其實對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寫得還不夠。至于“野葫蘆”里還藏了哪些奇花異草，那只能等讀者自己去發現吧。

　　愛燕園：湖光塔影最動人

　　記：您居于燕園半世紀，寫盡了園中的山石草木花事，對這個園子似乎有一種很深的感情。

　　馮：我讀書時在清華，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學生，也從未在北大任教或兼個什么差事。我只是一名居民，在這里有了很多年居住資歷的居民。時光流逝，如水如煙，很少成績，卻留得一點刻骨銘心之情：我愛燕園。愛這里的湖光塔影，這里的一草一木。很多年前，我奉老撫幼，在衰草凄迷的園中奔走過，也與滿地扔瓜子殼的男士女士們爭吵過。手無寸鐵的讀書人，曾遭受無端的迫害，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這些經歷，無論是美好的還是痛苦的，都將永存記憶，成為歷史。在燕園里住了逾半世紀，僅這個老房子都住了有51年啦，我們原來在54號。1957年時，搬到了57號。

　　記：聽說曾經有很多人給這個院子來信，您也曾坦言“我與讀者之間有一座靈魂的橋”，在與讀者的溝通中，有沒有令您特別感動或難忘的事？

　　馮：我父親去世后很久，還有人寫信給他。有一位臺灣博士生寫信說，我明知道您老人家已經去世，但還是要給您寫信。他說馮先生的書，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我活動的范圍比較小，與讀者的聯系有限，但我們是通過我的書溝通的，這就是靈魂的橋。曾有這么一個讀者，是個工人，上世紀80年代，我的《魯魯》發表以后，她來信說，她讀后哭了3天，躺在床上不吃飯。作者和讀者在精神上聯系著，如果沒有這種聯系，寫作將成為一種獨白。我們能有這樣會心的讀者，怎能不好好寫呢？

　　記：就在這座園子，您的生活并不平坦，長期體弱多病，也曾遭遇親人相繼辭世，近年又患目疾，靠口述在繼續創作。艱難之狀，可以想見，支撐您的這一切，究竟是什么？

　　馮：我自幼多病，所以，習慣于不順利的生活，習慣于不要求過高，也習慣于“奮斗”。我有一首自狀的散曲，是這樣：“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涂酒。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我只是“托破缽隨緣走”而已。至于海市蜃樓造得如何，糊涂酒又怎樣飲法，葫蘆里怎么裝宇宙，只能請諸君意會了。

　　記：謝謝馮老師，不能再打擾您了，已經談了這么多。

　　馮：也要謝謝你，請轉達對貴報讀者的問候。本報記者 王鋒 文/圖【原標題：宗璞：我寫，因為我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