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葉稚珊(著名作家)楊柳(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照片提供宗璞
宗璞,1928年出生,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退休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既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又得外國文化長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蘊含著東方傳統哲學文化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精神內涵,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和高雅格調。主要作品有小說《紅豆》、《魯魯》、《三生石》等;童話《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等;散文《西湖漫筆》、《奔落的雪原》、《花朝節的紀念》、《三松堂斷憶》等。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組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是其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今年4月,憑《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錦心繡口受病魔
2000年荷花盛開的盛夏,宗璞完成了她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2卷《東藏記》。這部小說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寫作首卷《南渡記》的3年和中間停頓的5年,兩部小說前后用時15年。
宗璞自幼多病,經歷過名目繁多的手術,人贈雅號“挨千刀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她的作品幾乎篇篇是同疾病斗爭所得。左手因放射性治療的后遺癥,臂叢神經痛,已無舉紙之力!稏|藏記》的寫作開始不久,又遭遇了視網膜脫落的厄運,雖未失明,卻已無法閱讀和用筆寫作,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這對于線索紛繁、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是何等困難!
嘔心瀝血,一點一滴、一勾一劃地塑造著自己心愛的“野葫蘆”,宗璞說她“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
“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涂酒。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執著、頑強和創作的艱辛。
八年鴻雪記雙城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宗璞和全家隨父親馮友蘭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了8年時光。亡國之痛、流離之苦,父輩師長們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輟,堅忍不拔,給宗璞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我就想寫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生活的長篇小說。”《紅豆》被打上“毒草”的標簽,此后10多年,就“未動筆”。宗璞說,“小說是作者靈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攪碎了,給小說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現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巨變,“野葫蘆”的種子在宗璞心中發了芽,長了枝葉,小說的人物也在她心里經過了千錘百煉,有了靈性。考慮再三,她決定放棄英國文學的研究課題專心寫小說。
宗璞60歲生日時,她的《南渡記》即將出版。父親馮友蘭為女兒擬了一副壽聯:“百歲繼風流,一脈文心傳三世;四卷寫滄桑,八年鴻雪記雙城。”下聯說的就是宗璞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該小說最初名為《雙城鴻雪記》。
《東藏記》寫完了,《西征記》又開始。宗璞說,西南聯大的莘莘學子投筆從戎,奔赴疆場,他們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國,圓“北歸”之夢。“寫到現在,日本鬼子還沒有打出去呢,若停筆,可怎么甘心!希望我的身體爭氣。”
松堂依舊風廬冷
歲月的風塵霜雪不僅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中。宗璞飽經家事變故,沒有抱怨,也不急躁,她以家族遺傳給的溫婉沉靜,迎接著生命長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三松,三松堂,那是馮友蘭先生的代名詞,宗璞稱之為“風廬”。2004年的陽歷2月3日。晴,冷。宗璞穿著厚厚的中式棉衣,與我(葉稚珊)坐在她丈夫蔡仲德先生的書房里聊天。這是一間不大的向陽的房子,三壁環書。蔡先生因病住院,桌上已不見文房用具,電話在桌上就顯得很醒目。
談話間幾次有蔡先生的電話來,宗璞輕聲告訴他,“下午會到醫院送粥”,聲音很溫和。大約10年前,宗璞大病,住院很長時間。“蔡先生的弟弟曾寄舊書《粥療法》,當時蔡先生在每個探視日都為我送飯。”
燕南園與北大的其它住宅區一樣,有統一的供暖系統。“可能是因為房子年久、高大,不甚暖。”宗璞說她受了涼,會犯氣喘病。蔡先生一介書生,研究音樂美學,本無心俗務的,“堅持為老房子裝上土暖氣,為我親燃人間煙火。他親任火頭軍,穿戴起工作服衣帽,上下臺階,填煤鏟灰,辛苦是當然的。”不幾年時間,卻輪到宗璞在每個探視日為蔡先生送粥,哪怕放下自己視為生命的寫作。
宗璞說起很想到我(葉稚珊)家里看看,我(葉稚珊)說當然歡迎,希望她能和蔡仲德先生一同來。宗璞一怔,“那當然太好了。”說這句話時眼光中有于她很少見的游離黯然。2004年的2月13日,蔡仲德先生走了,留下宗璞一人守風廬。
文脈代傳日日新
心隱隱作痛,希望能在不經意間讓宗璞暫忘不能改變的現實,“白米斜街3號”,自然成為最適宜的話題。這個地方有她童年中一小段溫暖珍貴的印記,果然,我(葉稚珊)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點點不易察覺的變化。
白米斜街3號曾經是張之洞故居。宗璞說上世紀30年代初,當時張家的后代急等用錢,要價不高,就賣給她在清華大學任教的父親。“60多年前,我9歲,留著童花頭,穿著中式長袍,每天穿過藤蘿院和游廊,做游戲,背唐詩,背黛玉的葬花詞。”
“聞一多先生去世后,清華不再提供住所,父親就請聞太太和孩子搬過來住。我們到后方去以后,李霽野先生也在這里住過,魯迅的母親和元配夫人朱安每月就到這里來領錢。周老夫人只承認元配長媳,朱安始終與她住在一起,許廣平和魯迅當時在上海,按月從上海寄錢到李霽野先生處。”宗璞還說,白米斜街還住過文繡(末代皇妃)、張岱年夫婦……張之洞不會想到,在他辭世后,會有如此多的學界名人,進出他的府邸,使那幢幽深老宅文脈日新。
馮友蘭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后一頁寫下宋代哲學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得天獨厚,傳統的氣韻已盡數浸入宗璞的血脈,“下輩子還愿選擇寫作這個職業”,唯祝她心想事成。
至精至誠 金石可鏤
■周潔
知道宗璞這個名字,是聽中學語文教師講茹志鵑的《百合花》。語涉宗璞《紅豆》,是因兩文共“革命與愛情”這個交集。“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暢想間,老師說1957年,宗璞的《紅豆》因為描寫知識分子的情感而遭到批判,成為“毒草”……宗璞的名字就這么刻在我的腦海。
上了大學,在當代文學“傷痕文學”那一個部落,讀著《弦上的夢》、《魯魯》、《我是誰》、《心祭》、《蝸居》、《三生石》等一部部小說,為字里行間那種超拔簡潔的淡泊之氣、大家風范的平和之氣和柔中寓剛的凜然之氣深深感染著,覺得宗璞制造的那一排排文字,分明就是一隊隊騎兵,超凡脫俗。時光荏苒,不意在10多年之后,我竟是以宗璞先生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原因,向她靠近。
宗璞父親馮友蘭先生說,當一個作家,要努力讀懂自然、社會、人生這三部“無字天書”,還要用至精至誠的心勁把“無字天書”釀造為“有字人書”。其實,這“至精至誠的心勁”,正是父女二人一脈相承的寫作精神。
當年,馮老先生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時,已80多歲,“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150多萬字的著作,全由老人一字一句口述,助手筆錄而成。體弱多病的宗璞先生,寫作《東藏記》時,“眼疾治療失敗”,夜晚披衣而坐,“模糊中似乎有一個人影飄過來,他坐在輪椅上,一手拈須,面帶微笑,那是父親。‘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我的心聽見他在說。”遵從慈父之命,宗璞亦以口為筆,“就像一只螞蟻,很小的螞蟻,認真努力地在搬沙,銜一粒沙再銜一粒沙”,傾心構筑藝術的七寶樓臺。
在那民族危亡的時刻,文質彬彬的讀書人用溫文爾雅的方式與苦難抗爭。宗璞煉意煉句,苦思苦吟,把8年抗戰的人心正氣、親情友愛、生死別離、世情百態一一納入“野葫蘆”,將小說經營得玲瓏雅致、氣韻悠長!稏|藏記》末章開頭有幾句話,宗璞寫的是幾十年前,似乎也是現在的自己:“歲月流逝,自從遷滇的外省人對昆明的藍天第一次感到驚詫,已經好幾年過去了,這些年里許多人生,許多人死,只有那藍天依舊,藍得寧靜,藍得光亮,凝視著它就會覺得自己也融進了那無邊的藍中。在這樣的天空下,在祖國的大地上,人們和各樣的不幸、苦難和災禍搏斗著,繼續生活,繼續成長,一代接一代。”
王蒙(著名作家):宗璞抱病寫下的《南渡記》、《東藏記》,夾一點獨白,再加一點散曲,中西合璧,兼美并收。筆墨的轉換不但增加了閱讀的趣味,也拉開了一點與所寫對象的距離,避免了過分的煽情和絮叨,絕不糾纏。真是大家風范呀!
何西來(著名評論家):宗璞把寫作當成凈化自己靈魂的過程……寫情感不寫到淋漓盡致,而是極有分寸,給讀者留下回味的廣闊空間,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筆致柔婉蘊藉,細膩但不尖刻,她的創作可以用“優雅”二字來概括。
張抗抗(著名作家):口述寫作保留語言的書面感是很困難的,但讀《南渡記》《東藏記》時仍感覺它是書面的藝術語言,這在我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宗璞幾十年潛心創作,心無雜念,嚴肅、真誠,賦予了作品人格的力量!驹瓨祟}:宗璞:葫蘆裝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