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啊、文明啊、開放啊、民主啊，這些當然都是好的，但是怎么落實到本土上？”

　　春梅在家里服毒自殺了。她結婚不到一個月，丈夫根兒就出去打工，一年回來一次，后來連春節也不回來了。春梅漸漸精神有點恍惚，婆婆罵她離了男人就不能活。聽說隔壁村有人打工回來得了性病，春梅愈發失魂落魄??一天她喝了敵敵畏。

　　82歲的劉老太被殺害并被強奸了。最后查出兇手是還在讀高中的王家少年。他從小父母去新疆打工，奶奶去世，哥哥混了幾年“黑道”。案發那天他自習回來看了會兒黃色錄像，就拿著磚摸到劉老太家把她殺了??

　　這是發生在作家梁鴻的故鄉梁莊的真實事情。梁鴻曾經在這個位于中原腹地的普通村莊生活了20年，1993年，她離開河南鄧州的這個小村子，到外地讀書。博士畢業后留在北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書。在她這本以非虛構手法寫就的《中國在梁莊》里，各種故事輪番在這個僅有600多人的村子里上演。

　　“為什么我寫的故事大都是這樣的？”梁鴻在接受《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說，“實際上，這在鄉村本來是非常正常的。”

　　想為故鄉寫點什么

　　不必讀梁鴻的這本《中國在梁莊》，也可以透過在農村的親戚朋友和媒體報道，知道如今農村存在的種種問題：留守兒童、空殼村、“被上樓”、教育危機??

　　回到故鄉之前，梁鴻也抱著同樣想法。被“考試改變命運”的梁鴻，身為高校講師的她，長久以來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困惑，覺得“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教書，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沒有意義”。

　　她簡單地想為故鄉寫點什么，便在寒暑假回去，與鄉親們聊天，對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關系、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做類似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前后五個月，她發覺故鄉梁莊的情況比預期中“嚴重得多，復雜得多”。

　　這五個月的調查讓她發現，從生到死，從兒童到老年，從自然環境到政治、經濟、文化、道德，似乎每個環節都有讓她感到困惑的問題。

　　村里的小學已關閉了近十年，原來升旗的操場變成一茬菜地。曾有村民承包這里養豬，白天在院里放，晚上趕到教室里，圍墻上的標語一度改成“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在小學教書十幾年的老教師說，“原來小孩不去上學，家長都是拿著棍子滿村打，現在孩子不去上學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幾年大學至少得花四五萬塊，還不如去打工。”

　　教育質量提不上去，鄉村少年的出路就基本定型：外出打工。

　　菊秀是梁鴻的童年好友，她一直夢想著過“高雅的、有品質的”生活。當年高考梁鴻考上縣里師范，菊秀落榜，后連考三年都沒考中。家里不能允許她這么一直下去，要她打工賺錢，她學了裁縫，想著將來做設計師，也是“高雅”的職業。服裝店最終沒開成，跟著家人販橘子、打工，在火車站介紹民工去“不正規的磚廠”賺錢。

　　如今她開著麻將館。人不夠了就自己頂上，時間長了也有點上癮。今天的她總結自己的人生經驗說：“世界上最壞的東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這點理想，我能過得這么差？”

　　鄉村的政治和宗教

　　梁鴻每年回家都會去母親的墳頭，這讓她覺得生命有了重負，“我愛鄉村，我愛大地。這種感覺難道不是非常好嗎？”她對本刊記者說。

　　“實際就我們村莊而言，沒有一個老人是沒有土葬的。即便不得不火化，也是把骨灰盒放在棺材里面再埋下去。火化政策一直沒有起到節省土地的效果。”她說。

　　在她的記憶里，早年的鄉村結構，基本上是按照一個圓心，隨著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擴大。宅基地的劃分，也是依據家族的遠近、人口的多少來進行。比如一個梁姓，既是一個宗族、血緣場域，也是一個生活、文化場域。

　　她發現如今這種鄉村的內部結構被打破了。以姓氏為中心的村莊，變為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場，新的聚集群落。鄉村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偶爾流落在一起，也會很快分開。

　　幾個月的觀察下來，讓梁鴻意識到鄉村政治參與意識的淡薄與基層民主的困難。

　　村里的老支書向她說了苦衷：“村民委員會也有，成員也寫在墻上，選舉的規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擺設。不是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問題是，治誰呢？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參加意見，選舉給錢都找不來人??有些村別說選舉了，干脆就是沒有人當(干部)，當個村支書還不如出去打工呢！”

　　梁鴻發現，在經濟的大力沖擊下，鄉村社會急劇轉變并趨于消亡，政策、道德、信仰看起來都非常脆弱而難以制衡。

　　她考察了基督教在家鄉遇到的情況。

　　至2006年，梁村所在的穰縣開放基督教教堂151處，有長老三人，傳道員184人，信徒四萬人。可基督教在農村的傳播有時讓傳統的中國農民感到格格不入。比如媳婦“信了主”的明太爺就有一肚子的氣：

　　“也不知道主到底是啥，前幾年有個婦女掉到水里，我跳進去把她救了，她不說感謝我，她說感謝主。咱是想不通??”

　　一位縣委書記的看法

　　知識分子參與農村建設是20世紀以來便有的傳統。以費孝通、李景漢，當代的于建嶸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從學術研究意義上分析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黃炎培及當代的溫鐵軍等則以親身實際行動，開展各項鄉村建設試驗。

　　“他們的實踐非常勇敢，但對于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來說還是不夠的。百年數下來，也不就這幾個人？”梁鴻對本刊記者說，當代有太多對“三農問題”的思考是隔靴搔癢，或者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論，“現代性啊、文明啊、開放啊、民主啊，這些當然都是好的，但是怎么落實到本土上？”

　　她在書的序言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面？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當代社會變遷中鄉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狀況和物理形態，中國當代的政治經濟改革、現代性追求與中國鄉村之間以什么樣的關系存在？

　　梁鴻對本刊記者說，自己無力為這些問題提供方案。她能做的是盡可能描摹出她所觀察感受到的一切，希望引起公眾更多的關注和思考。“思考本身總會影響行動。從思考到行動的過程雖然漫長，但還是有希望的。”

　　讓她感到樂觀的是她在穰縣對縣委書記的采訪，幾次深入的談話之后，她感到對方具有官員隊伍里少有的真誠思考。

　　那位縣委書記坦誠談起對鄉村建設的看法：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為什么全國的基層干部都犯同一個錯誤？從東北到海南，從河南到湖南，為啥基層干部會和群眾形成對立？鄉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爺兒們一塊長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這個不轉折，那是天也沒門。

　　梁鴻還向本刊記者轉述了那位縣委書記甚至有對全國農村問題的系統思索：解決未來中國農村問題的辦法有五個“中”：中小城市，中小企業，中小銀行，中產階級，中小收入。其中特別要突出的是兩點：第一是中小城市。中國現在是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擁擠，農民集中到城市，又無穩定的生活來源，就成為城市無產流浪者，這會成為大問題，容易造成貧民窟，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第二要發展中小企業，能形成當地就業??

　　梁鴻曾經寄望于在書中展示這些部分，告訴讀者還有一些基層官員在為鄉村思考，積極做事情。然而這一節的縣委書記訪談，出版時并未告知她就刪掉了。記者劉芳【原標題：梁莊：一個作家眼中的中國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