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摘要】

    劉震云：其實《溫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寫作的計劃或者想法里，我從來沒想過寫非虛構類的作品。1991年的時候，錢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想編災難史，但他沒從春秋戰國編起，而是從20世紀開始。災難在中國不難找，很快找到了100個，等于幾乎一年一個。1942年河南旱災是其中很大的，因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對1942年沒有概念，他說1942年死了300萬人，我對300萬這個數字也沒有概念。他比較說：二戰時期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的猶太人是100多萬人，也就是說，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河南商報記者 陳亮/攝

早在11月15日，河南商報記者就已在北京專訪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云先生。他是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的作者、電影《一九四二》的編劇。

在兩個小時的專訪中，他詳細介紹了小說和電影的創作源起、創作過程和鮮為人知的細節，以及他對文學、生活、故鄉等方面的理解。

當天，專訪結束后，他還親自安排河南商報記者在全國報媒中率先觀看了電影《一九四二》的原片。

在電影《一九四二》全國公映新聞發布會舉行之際，在河南商報紀實版《一九四二》持續刊發之時，河南商報特將此專訪刊發，與讀者分享。

關于小說

“1942年的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河南商報：1992年出版《溫故一九四二》的原因是什么？

劉震云：其實《溫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寫作的計劃或者想法里，我從來沒想過寫非虛構類的作品。1991年的時候，錢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想編災難史，但他沒從春秋戰國編起，而是從20世紀開始。

災難在中國不難找，很快找到了100個，等于幾乎一年一個。1942年河南旱災是其中很大的，因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對1942年沒有概念，他說1942年死了300萬人，我對300萬這個數字也沒有概念。他比較說：二戰時期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的猶太人是100多萬人，也就是說，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

這個數字對我比較有觸動，我說我回老家看看。當回到老家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1942年的親歷者和后代把1942年也給忘了，《溫故一九四二》里有，我姥娘說1942是哪一年？我說餓死人那一年。她說：“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河南商報：遺忘對你的觸動，比300萬這個數字更強烈？

劉震云：對。遺忘有兩種，一種是事情不值得記起，另一種是一件事發生得太頻繁了。一個事情發生得太頻繁，就容易忘記。在中國，餓死人不是個特別的事，餓死300萬人也不是個特別的事，所以容易遺忘。再往下調查，餓死300萬人不僅僅是因為旱災，還有戰爭。

河南商報：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

劉震云：當時中國在國際上是個特別貧弱的國家。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變”，占了東北，1937年“盧溝橋事變”，占了整個華北華南，但是占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一直沒對日本宣戰，就像強盜進你家燒殺搶掠，你不敢說“我跟你打吧”。什么時候宣戰呢，1941年12月9日，距離1931年整整十年。

1942年，河南發生旱災的時候，日本大兵壓境，因為跟美國發生了太平洋戰爭，他就想鞏固中國這個戰略后方，掠奪戰爭資源、人力資源、物質資源，所以想把河南占了。

這個時候中國政府最大的智慧是，一個地方發生了這樣的旱災，相比于國際上別的事，是一件特別小的事，比如和英國關系、美國關系、蘇聯關系，一個處理不好，這個民族就會走向另一個方向。所以它無力救助旱災，就想把河南丟給日本人，日軍發現后，就不進攻，這就把戰爭轉成了政治真空。河南人就在這種政治真空中，往陜西逃荒的路上一個個餓死的。

“用幽默對付災難，就把嚴峻融化了”

河南商報：這是你對1942年的探究？

劉震云：當然，1942年如果探究到這種地步，是可以寫部不錯的作品，但是當我把這些事實從1942年打撈出來，又擺到這些幸存者面前時，他們的腦子開始轉了，他們的“轉”給你提供了親身經歷的細節，這就是300萬人面臨死亡的態度。

河南商報：你一直提到“態度”，這是種什么樣的態度？

劉震云：如果是一個歐洲人或一個美國人，遇到這種事會想為什么死，到底是誰把我餓死的，但是河南人給這個世界留下的是最后的幽默。老張死的時候，會想起好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死了，老張最后的想法就是“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一個民族面對生死的態度，一定決定了生存的秘籍。這個秘籍就是幽默和自嘲。

另外一個就是面對這種災難的嚴峻，你能用嚴峻對付嚴峻嗎？這時候嚴峻就變成一塊鐵，你反抗就是雞蛋碰到鐵上。但是如果用幽默來對付，嚴峻就變成了一塊冰，到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真正讓我震撼的，是300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幽默的態度，是與眾不同，與別的民族不同，這就是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緣起。

關于電影

一部電影的19年“孕育”歷程

河南商報：把《溫故一九四二》拍成電影，這是怎樣一步步實現的？

劉震云：馮小剛最初提出來，他的想法確實在別人看來非常瘋狂，一開始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首先有幾個不可能。

把這個小說改成電影不可能，沒有電影元素，故事、人物、情節、起承轉合的結構，它都沒有，就是一個調查體的材料的堆積。所以他一開始說拍這個片子的時候是1993年，到現在19年了，我當時說想一想，別著急，后來開了個論證會，所有專家都說這個不可能，因為它不具備，沒有這些元素。

就像做羊肉燴面，要有羊肉、白面、蔥姜蒜，都得有，這都沒有，怎么可能，瘋了吧。

所以會開完，我問小剛弄不弄，他說，弄吧？那就證明他一定看到了電影元素背面的。我們看到了今天，是不是小剛看到了昨天和明天？他說，其實對《一九四二》特別感興趣的是幽默，《辛德勒名單》嚴峻，這個幽默，說明他看到的是態度，災民的態度、作者的態度，這比里邊的電影元素重要。

缺少的東西從哪來呢？一個在賓館里邊大家商量，另一個就是像你們一樣，走一下災民的路線、委員長的路線、日本人的路線、白修德的路線，接著就上路了。幾大路線走的時候，缺少的東西自己就出來了，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生長出來的，老東家一家、佃戶一家，這些人物小說都沒有，自己就生長出來了。

還有就是19年了，拍攝這個影片幾起幾落。19年堅持下來，為什么？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一定不是因為要拍這個電影，而是走逃荒路，和災民有了血肉相連的關系。另外就是這個劇本本身，別的導演來拍，也是不可能，因為幾大方面不見面，災民和委員長、日本人、白修德、天主教會都不見面，在一個戲里，幾個主角不見面，戲能成立嗎？咱幾個不見面，演一臺戲，怎么能行呢？小剛說，你說行就行，為什么呢？好就好在不見面，不見面這就形成了政治真空。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另外就是用幽默的態度對待，是不是更悲涼一些？生活原理和藝術原理，小剛比別人參悟的要不同，要深刻。看了就覺得是他拍的前所未有的。

河南商報：這部電影的看點，或者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怎么完美實現呢？

劉震云：第一，電影很特別。態度特別，出來的態度是災民的態度，看了很多細節，幽默，笑了之后更悲涼。第二，內容特別。因為一場旱災死了300萬人，各大方位的錯動，氣勢恢弘。第三，全明星陣容，這個吸引力也很高。在別的劇里你可能是主角，這里就幾句臺詞，另外還有好萊塢的影帝，聚集在一個片子里。第四，有原來的小說，有劉震云的名字。第五，有馮小剛的名字。幾大因素聚集到一起了。

我跟小剛還說呢，也許1993年拍了，就不是這個樣子，因為那時候能拿出3000萬元，就是天文數字，而且那時候小剛拍電影的經驗還不很豐富，后來19年中拍了那么多大片，攢了那么多好口碑，這肯定對票房也有拉動作用。

重要的是，19年，不管是小剛，還是我，我們對生活、對藝術、對自己、對1942年的認識，和19年前不一樣。更重要的是，19年中正因為有了這么多積累，投資跟以前也不一樣，兩億多元的投資，能夠達到“前不見頭后不見尾”，3000萬元你達不到。記者 李肖肖 陳和生【原標題：劉震云談"溫故一九四二":河南人用幽默把災難的嚴峻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