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死亡，我們只剩下幽默

　　《齊魯周刊》：電影《一九四二》中充斥著一種荒誕的幽默。

　　劉震云：用幽默的態度來對付災難、對付死亡。這是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笈。時間切回到1942年，災民對待死亡的態度是幽默。面對死亡，如果是一個歐洲人或者美國人，會問：我為什么會死?誰把我餓死的?但是我的鄉親，不會追問，而是給世界留下了最后一絲幽默：老張要死了，臨死前，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已經被餓死了，他覺得：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我值了!這樣的幽默，可能比追問和悲痛更幽默、更悲痛。

　　《齊魯周刊》：歷史是一個循環，不斷重復?

　　劉震云：我不覺得歷史是一個循環，但是，歷史確實是在重復。客觀的東西不斷在變化，現在跟秦朝比，秦朝沒有電、冰箱、空調、飛機……這樣的變化日新月異，但是人性的變化很小。你要是了解河南旱災，你可以看到，人性的變化進展是非常緩慢的，這也是我要寫《溫故一九四二》的一個原因。

　　“一九四二”這樣的事情在世界上肯定很多。對待災荒的態度會很不一樣，中國人的態度就是容易遺忘災荒，因為太多了。如果100年來一次，像奧斯維辛集中營，在歐洲就是特別大的事件。

　　《齊魯周刊》：遺忘比300萬這個數字更強烈。

　　劉震云：對。遺忘有兩種，一種是事情不值得記起，另一種是一件事發生得太頻繁了。一個事情發生得太頻繁，就容易忘記。在中國，餓死人不是個特別的事，餓死300萬人也不是個特別的事，所以容易遺忘。

　　《齊魯周刊》：這是你對1942年的探究?

　　劉震云：如果探究到這種地步，是可以寫部不錯的作品，但是當我把這些事實從1942年打撈出來，又擺到這些幸存者面前時，他們的腦子開始轉了，他們的“轉”給你提供了親身經歷的細節，這就是300萬人面臨死亡的態度。

　　真正讓我震撼的，是300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幽默的態度，是與眾不同，與別的民族不同，這就是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緣起。

　　面對災難的態度：我娘是從哪兒來的?

　　《齊魯周刊》：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的結尾，你提出一個問題：是寧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你的選擇是什么?

　　劉震云：我覺得，不能簡單用中國鬼、亡國奴來講，你把他放到1942年的背景下面理解。比如說賣人這件事，任何一個人在現在把老婆把自己賣了肯定是個悲慘的事，但在1942年，肯定是個喜悅的事。好多哲學家要把事情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看，這個觀點不是我的觀點，是災民的觀點。要餓死的情況下，有人給你飯吃，你吃不吃?反正我是吃。

　　《齊魯周刊》：你曾說“我們都是災民的后代”。

　　劉震云：這是真實存在。你的祖先如果不是河南災民，那一定是中國其他災難里的災民。

　　《齊魯周刊》：你最欣賞哪一句話?

　　劉震云：首先說小說吧，小說有一句話在電影里邊沒有。“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指的到底是哪一年?”這是小說。

　　而電影里邊，是15年后，這個小女孩成了娘，她不吃肉，也不流淚，一個5歲的孩子把淚都流干了。其實從電影來講，《一九四二》的主人公在135分鐘內就出現了35秒。

　　《齊魯周刊》：就是最后那個小女孩。

　　劉震云：是為了說我娘是從哪兒來的，前面老東家也好，院長也好，白修德也好，蔣介石也好，都是一個鋪墊。重要的是，我們的民族是這么來的。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前邊的就顯得不重要了。

　　《齊魯周刊》：同樣經歷災難，俄羅斯有悲憫的交響樂和文學巨匠的著作，而中國的藝術主流是《步步高》之類，你的理解是什么?

　　劉震云：我覺得根源在秦朝。秦朝跟春秋最大的不一樣，春秋時代是百家齊放、百花爭鳴，思想是自由的;秦朝焚書坑儒，打擊思考，缺乏悲憫，這一定不是好的。一個善于反思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前景開闊的民族。什么叫思想?思和想，思考永遠比遺忘要好一些。正是因為不追問，不反思，所以我們一直在循環。【原標題：劉震云：用幽默對付災難，用荒誕對付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