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陽家在河南三縣交界的原陽縣陽阿鄉（讀e，絕對古音），屬黃河古道。當年漢代名相陳平就出生這里，與同是原陽籍的周勃一同輔劉興漢。中國西漢，可以說都是原陽人在把玩的。學術上還有一說毛澤東祖籍也是原陽，不過這已離本文的書法主題遠了。我想說的是：歷史的記憶和碎片滲透在這片大地上一草一木。

    樊子陽出生的村子就是一個極為有趣的文化村，至今仍古風猶存，在他老家那個村子，生下來人人都起有學名，表字，不管是教書、木工、瓦匠還是種地。即使是耕種的農人，也有字有號。有一次，樊子陽對我講起這一文化現象時，帶著一種地域文化的優越感。村里一個種地的，就在自家的耬耙上刻上“字咸有”，名“一得”。還有叫一個名樊升，字步高。諸如此類，子某子某的，村中遍是。其實子陽是他的字，名叫裕乾，樊子陽是以字而行世。我只所以不厭其煩的記上這些瑣事，是想說鄉土背景對一個人在文化上潛移默化的影響，有著最初的籠罩性。

    樊子陽的父親是一名中醫，屬鄉村“赤腳醫生”，在北中原鄉村懸壺濟世，家里便期望兒子也能步入杏林，妙手回春，這就自然地使樊子陽童年時代要在草木氣息里穿行，浸染。他如果一直走下去，那樣就會是與車前草，蒼耳、地黃、紫蘇這些名字相隨，不會是后來染指的飛白、詔版，北碑，漲墨，以及蘇黃米蔡這些書法符號。從文學的感覺上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童年能沾染點草木精神，是一種生命的滋潤，它能影響著一個人的性情和處世態度。純樸而寬厚，自然而謙和。

    樊子陽的書法起步充滿鄉土感。家境條件有限，剛開始寫字時有點近似現在先鋒派的“行為藝術”，攪一瓷盆紅膠泥，父親用麻自制毛筆，讓他蘸膠泥水在大地上書寫，好在這原材料不是朱砂雄黃，膠泥在我們北中原取之不盡，這段黃河的膠泥是紅色，那是大地胎記的顏色，“黃河”與“書法”這兩個遠距離的名詞在這一時刻天然結緣，能真正稱得上“水乳交融”，盡管當時只是一種貧窮，無奈。紅膠泥其實有著另一種書法表達意義上的功能，從書法象征上而言，它與徽墨，油煙，漆煙，以及李廷珪松煙一樣。

    樊子陽五歲練字，六歲寫對子，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早慧。我認為對他鼓勵最大的，不是日后得到所謂書法界最高的“蘭亭獎”，應該是第一次在鄉村“發表”的一幅對聯作品：“人民公社好，年年大豐收”。這種鄉土里的開始，比后來專業的尺八、丈二之類，顯得更是虎虎有生氣。

    于是，一個十一、二歲的鄉村孩子就開始在鄉里手執狼毫，端坐在禮桌之上，支應鄉村紅白禮事。挽聯，喜聯，請帖，禮單，往來客人一一都寫，且像模像樣，一個鄉村的少年以書法的姿勢占盡了一方鄉梓風景。一時在當地傳為佳談。

    如今談起一個成功書家的成就，往往多說一個書家后天如何努力，勤奮，師承名家正統，臨過多少法貼，碰撞過多少大師，得到多少靈感。而對“童年的書法視角”探討的極少，我這一提法不一定準確。但我認為，這是一方有待玩味觸及的空間，從書法家的心理學中，不失為一種藝術現象和規律。

    誠然，對于一個書家的成功，后天的人工完善自然不可缺少，而“童年的書法視角”更是天成，是基礎和座標。它是片段的，不完善的，是最早鮮嫩的感覺，卻帶有靈性，啟蒙，它更像一副大藥方前面慢不經意注釋的那一條小小藥引，沒有藥引，后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草藥們將張皇失措，不知何去何從。

    樊子陽面大額寬，身相碩健，按說憑這武相，他應該在離家不遠的“博浪沙”和張良一同刺秦，即使是“誤中副車”，也是干的比書法名聲更大的事，但書圣提前一步，先予其以青睞，予以關愛，對于樊子陽來說，沒有比書法是更令人想關注之事了。求學之中，英語不過關，數理化慚愧，功課偏科，他只有持一管狼毫，在硯池里遨游時，如水沉浸進水里，是如此自由暢快。

    后來不甘于某種狀態，到新疆打工，飽嘗艱辛。最后又返鄉教書，在鄉下沉潛十年。至今他即使在一個政府部門謀生，除了書法的面目之外，自己的“檔案身份”仍是教師。一個書家在寂寞的時光里執著地摸索，就是自己想用書法的線條，去作以延伸，搭建到未知的對岸，展現生命的部分意義。從“紅膠泥”到“一得閣”， 像兩個書法象征，讓他能更深的感悟藝術與生活。

    我從樊子陽那些堂號名稱不時眼花繚亂的變更中，隱隱窺透出他學書的歷痕。

    先是有“避喧齋”，心遠地自偏。后又叫“三省草堂”，依然是進取追求。有一高人斷他八字里缺水，遂改“枕溪書屋”，補缺之外，無意接近魏晉的枕溪漱石。據說一個更高的人發覺并不缺水，還得該。后來樊子陽認為自己屬雞，干脆叫“豐谷園”吧，使用到現在。聞雞起舞，五谷豐登。一方逼仄的書齋就這么在紙上搬來搬去，而實際上無非一案一箋一毫一池，雖文字小道，卻映射觸動出學書心歷的波折。

    樊子陽認識到一個書家的品質至關重要，包括傳承、學養、性格，這些綜合因素從最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品質。后來他重點主攻草書，選擇了“抒情”。因為草書的抒情成分更多。

    草書的抒情意味更適合他的性情，數十年里，他在用最簡單的黑白線條抒情，與他對語的除了一張無語的宣紙，其它就是王鐸，是黃道周，是張瑞圖。這些跨時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藝術造化了，與執著無關。

    我覺得楷書是一種離抒情很遠的書法形式，樊子陽連寫楷書也主張抒情，在很靜的楷書中力爭去寫出動感。同時不忘“點、面、線”的有機結合。這就有難度而出新意。

    他在這草楷同時并進的書路之上，近年書壇上多譽其行、草，我認為樊子陽最有個性面目特色的還是楷書，他得之最多顏真卿，后又摻入六朝墓志。能有了這碗墊底的功夫酒，再喝也就不怯了，楷書逐漸形成自己振迅天成，簡約厚樸的風貌。使得他常常能在經意不經意之間，可收可放，得而不失，失而不過，自我把握好不好言說的“書法之度”。

    書法是始于情趣而終歸于智慧。書法的揮灑，追求的都是意味，一如多數美學家所認可的那樣————“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行草所追求的形式，與內容固然為有機的統一體，但最終效果都是為了意味的生成。王鐸自然是內容與形式結合的草書大家，我認為他更是一個形式大于內容的“形式大家”。用形式對抗處境與時間的尷尬。我看到王鐸有的草書作品，內容只是一些斷章或句子，但因為線條自由的介入，鬼斧神工，盤龍騰蛟，整體就是一片風景，盡管我甚至還貫穿不下來其中的內容，就只管跟隨線條游走苦旅罷了。

    對書家而言，求新求變固然與藝術觀念有關，但每位書家對每幅作品都應當成求新求變之作，離開書法本身的特質再去追求新的向度，才是每一個書家的美好愿望和不易企越的高峰。

    樊子陽還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我們閑聊時，他談起三十多年的書海探鉤經歷，會給我一一講到省內、省外以及身邊那些許多良師益友，掐指算算，他自己直接書法受益的大約百十個人。一個能懂得文化上的感恩，是一種惜福，也是文化上的一種操守。

    平時讀書時我看到一個讓人啟發的現象，面對古人人物長河，他們是不分詩人、書法家、小說家、散文家的，古人游走之中的是一種“大文化”。只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便開始了“切姜絲”。

    文化更多是一種傳承意義上的遞火者，是綜合是包容，它更要一種人格魅力與寬闊的胸懷，從容量上論應該是海而不是缽，是宇宙而不是星辰，是丈二匹而不是鼻煙壺。任何小雞腸肚者在“大藝術”里都會跌足失色。

這才是最后的書法。（馮杰：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新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原標題：古風·童貞·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