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看大局頗有眼光，而處理個人的出處相當軟弱，多求乞之賤態，盡管有時也會發火發牢騷。他于人際關系其實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畢竟是書生，而遠非政治家或政客也。

　　傅璇琮先生大著《李德裕年譜》最近推出新版（齊魯書社1984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補訂版，中華書局2013年改訂新版），該書當初本來是他為深入研究李商隱而先行展開的一項學術工作——近人一般認為詩人李商隱卷入牛、李黨爭甚深，弄得一生坎坷，詩窮而后工；而李黨領袖李德裕（787～849）乃是此一黨爭的中心人物，只有弄清李德裕，才能明白李商隱——而其書的意義卻重大得多了，這實際上是一部牛、李黨爭史，一部晚唐政治史。傅先生取材之豐富，考辨之精審，案斷之發人深省，皆前無古人，后啟來者，實為一部新的經典名著。

　　改革家李德裕一度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出任宰相的會昌（841～846）年間，國事大有起色，可惜他很快就被對手打了下去，貶死于海南島崖州（今瓊山縣東南），而大唐王朝也愈加走上了下坡路。其間有許多值得總結的歷史教訓，令人生出聯翩的遐想和深長的感嘆。

　　如果回到原先的起點，依據此書重新來思考有關詩人李商隱的種種問題，也可以獲得許多啟發。我近日耽讀此書，即專門注意這一方面，實乃不賢識其小之意也。

　　書中涉及李商隱生平者雖僅為片段，從這些史實中已能獲得許多信息，從而大大增加對李商隱其人其詩的理解。試列舉四點，略述如下。

　　其一，李商隱從政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各地的方鎮使府中擔任秘書，替主公做文字工作。他長于駢體的公文，當時的風氣非常重視這種文字功夫。李商隱本來學寫古文（散文），他的駢文修養來自令狐楚的教誨。擅長章奏的高官令狐楚不僅是他的領導，也是他的老師，對他愛護備至，幫助極大，對此李商隱終生感激，其詩中有“自蒙半夜傳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謝書》）、“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片寄朝云”（《牡丹》）等句，感情是很真摯的。令狐楚年輩甚高，多有政績，并未卷入后來的黨爭；而其子令狐绹則是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一黨）重要人物，也曾大力幫助過李商隱（特別是力挺李商隱考中進士，進士及第一事在唐代意義重大）。但此后李商隱很快成了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令狐绹很不高興，因為在他眼中王茂元同李黨走得很近（《李德裕年譜》一書認為王茂元不能算是李黨），而深受令狐家恩情的李商隱竟然同王茂元貼得如此之緊，從此他就不大肯再幫助這位才子了，但也談不上給予多大的打擊。他們之間若即若離的交道始終沒有斷絕。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士大夫一向將政見與私交作適當的切割，立場和見解可以不同，老交情還是要顧及的，何況李商隱只不過是一個才情十足的筆桿子，在政壇上本無足輕重，夠不上成其為打擊對象——當然從此親疏的分寸完全不同了。

　　所以，后來當李商隱處境不佳時，還是一再向令狐绹求援——如果他成了令狐绹打擊的對象，勢如水火，他也就不會去求這個援了。李商隱看大局頗有眼光，而處理個人的出處相當軟弱，多求乞之賤態，盡管有時也會發火發牢騷。他于人際關系其實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畢竟是書生，而遠非政治家或政客也。令狐绹總有些不大看得起他的意思，而他卻糊里糊涂，以為少東家尚可依靠。

　　其二，李商隱擁護李德裕的政治主張，所以在李德裕業已罷相、李黨重要成員鄭亞因受牽連被外放之后，他仍然到鄭亞手下去任掌書記。鄭亞對他也非常器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認為李商隱屬于李黨，或李黨外圍。但他只是一個小人物，所以在李德裕、鄭亞遭到牛黨進一步打擊時，他并沒有受到牽連，只是離開鄭亞、回長安去另謀出路而已。那時的黨爭還不像后來那樣株連一大片。當李德裕在臺上執政的時候，與李商隱齊名的大詩人杜牧多有歌功頌德之詞，等到李德裕一倒臺，杜牧的調子就完全變了——從這一角度看，李商隱的節操高于杜牧。當然，李商隱在心靈上已經大為受傷，感傷的情緒日趨濃厚，并在詩歌創作中多有流露。杜牧則并無感傷。看來感傷情緒也并不完全是消極的東西，略無感傷者也許正是一個只顧一己之得失并維護得力的風派人物。

　　其三，為李德裕文集（《會昌一品集》）所作之序，李商隱的初稿本和鄭亞的修改本現在并存于世，內容和文字略有異同，由此可知當李商隱編輯自己的文集（《樊南四六》、《樊南四六乙》）時，總是根據自己寫的文本加以保存，而不管主公的修改（當然有些文章也許沒有被改動，特別是那些關系不大的純官樣文章）。秘書寫文章固然要按主公的授意來進行，但這并不妨礙其中也有些他個人的意思，因此足以成為了解和研究他的重要依據，其意義不下于他的詩——當然，從純文學的角度看，詩是重要得多了，他今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詩歌創作來支撐的。而就李商隱當年的地位和影響而言，則詩文皆很重要，文甚至更重要。

　　其四，當年的吳湘一案，關系非同小可，李黨的徹底失敗與此案關系很大，此后李商隱的創作，也大受此事的影響，而這一點在過去的李商隱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夠的估量。

　　所謂吳湘獄，情況大體如下：先是會昌五年（845）時揚州江都尉吳湘貪污公款，又違反有關規定強娶顏氏女為妻，按法令應判死刑。此案由揚州最高地方官淮南節度使李紳（李德裕入相前擔任淮南節度使）審定，上報中樞。或有言其冤者，諫官請覆按，朝廷派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重新調查，結論是吳湘貪污一事屬實，娶顏氏女則尚未違反規定。“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李）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書爭之，不納。”（《資治通鑒》卷二四八）李德裕痛恨貪污，執法甚嚴，但他處理此案操之稍急，不盡合于程序，留下了把柄。吳湘的家族中人有牛黨背景，等到李德裕罷相、改任太子少保以后，牛黨重提此案，大中元年（847）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到第二年（大中二年，848）初，“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李）回左遷湖南觀察使，（鄭）亞貶循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二四八）。至此這件舊案就完全翻盤了，李德裕本人和包括鄭亞在內的一批李黨人士遭到嚴厲的懲罰。

　　鄭亞因吳湘獄被貶時，李商隱為他起草過分別致刑部侍郎馬植、大理卿盧言（他們主持重審吳湘舊案）等人的信，為李德裕、李紳辯護，為自己鳴不平。在當時那樣的政治氣候下，這種私人信件自然只能如泥牛入海。由此李商隱深刻感受到長安棋局翻覆之可怕，“云臺高議正紛紛，誰定當年蕩寇勛！”（《舊將軍》）產生很深的失落和感傷之情，以至于更加轉向佛教，逃向虛無。他在離開鄭亞、回到長安之后，轉而去向牛黨新星令狐绹尋求援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但由此又可見他其實也并沒有真正走向虛無和幻滅，仍在苦苦掙扎之中。

　　最后不妨順便說說，當牛、李兩黨相煎甚急之時，彼此攻擊打壓手法甚多，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有關文本中有不少是攻擊誣陷李德裕的。對此，《李德裕年譜》中多有辨正。洗去那些涂在改革家身上的污泥，是讀來很痛快的文字。不過李德裕亦非完人，官場斗法亦屬老手，不無權術和派性，且有辣手，對此似亦無庸回避或回護。《年譜》曾引用一段《資治通鑒》會昌二年九月的記載：“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林學士。”并就此指出，這一段李德裕排斥白居易的記載“系司馬光出于對于李德裕的偏見”（第340頁）。按司馬光對李德裕的偏見自亦有之，但《資治通鑒》一書中對其人領導平定叛亂、安定邊陲的政績記載相當豐富，很講究史家的“直筆”。他說“德裕素惡居易”應當自有其根據——他能看到的史料比我們今天要多得多。白居易與牛黨要人楊虞卿為姻親，晚年世故甚深，身體也不大好，一向遠離政爭，而感情上與牛黨為近，李德裕討厭其人似在情理之中，亦無傷大雅，無所用其回護。為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寫年譜和傳記，很容易在感情上傾向于其人，此事雖頗常見而實應予淡化，只要寫出實際情況，特別是其中的種種復雜性，就已經完成了一個史家的責任。

　　朋黨相爭，總歸沒有什么好結果。《李德裕年譜》一書值得認真學習和研究。作者：顧 農【原標題：“畢竟是書生”的李商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