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林吶,應該更早。1962年,我大學未畢業就參軍到了工程部隊,在小興安嶺的深山里施工。年輕人,吃苦并不怕,苦惱的是與世隔絕,無書可讀。偶然從報紙上看到百花社的郵購書目,才盼到救星。現在被許多藏書家追捧的“小開本”散文,是我郵購的重點。杜宣的《五月鵑》、孫犁的《津門小集》、碧野的《月亮湖》、韓北屏的《非洲夜會》、韓映山的《一天云錦》……在空寂的大山中,成為我的良師益友。至今在我的藏書中,有4本小開本散文,扉頁上題記著同一個日期:1964年12月12日,外面包著用當年的解放軍畫報做的書衣。在階級斗爭日趨緊繃的年代,與報紙上越來越濃的火藥味相比,單是這些書名帶來的微妙滋味,今天的讀者也是無法想象的。同一時期,作家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名家散文,36開,比“百花”的稍大,我也郵購過不少。二者放在一起,且不論內容,僅裝幀設計一比,立分高下:“百花”的小開本,從封面、扉頁到版心的設計、題圖尾花的繪制,精心、精致,清秀可人,主其事者的良苦用心,在細節上充分表現出來,也點點滴滴地烙進讀者心里。如果不是后來到出版社工作,我恐怕至今都不會知道,這一切都是在林吶的主持下實現的。
可惜,我到出版社工作時,由于江青的誣陷,“百花”的牌子被摘,林吶和中層以上干部全部靠邊,受到迫害。1973年以后,隨著鄧小平同志復出,政治氣氛開始轉緩,林吶這樣的老干部才被允許工作,我和他的接觸開始多了起來。林吶個子不高,身材瘦弱,說話總是慢條斯理,卻從不低聲下氣。印象中林吶從未對誰發過脾氣,后來經過一些書稿的處理,我才感受到,這位一向恬淡的長者,內心有著怎樣的定力。
我在部隊時,結識不少部隊作者。王宗仁、竇孝鵬是總后勤部的戰友,他們在青藏高原當過多年汽車兵,寫過不少散文,從格爾木到拉薩,一路上的兵站道班、雪山草原,都熟悉得像他們自己的掌紋。我受“百花”散文的滋養,種下了散文情結,當了編輯,就想編他們的散文集。當時想的是,名作家的不能出,部隊作者總可以吧。私下里和林吶一說,老林答應看看稿子再說。稿子約來編好,幾位管事的都看過,認為可以。老
林又說了一句:“一本有點單薄吧。”恰好當時蘭州軍區宣傳部的尉立青喜歡散文,組織青年作者學習班寫了一批,編成兩本集子,作者中有后來著
名的雷抒雁、楊聞宇、李本深等。估計他們是慕“百花”之名,并不知“百花”遭的劫難,執意要在天津出。“三本也算一小套呵。”林吶還是只說一句話。
當時是1974年,“百花”的牌子已被摘掉6年,無論是編輯還是讀者,都在懷念“百花”,懷念林吶主持開創的“百花”風格。三部散文集終于定稿了,林吶明確要求要按“小開本”出。出版科為了難:過去的“小開本”,用紙為690×960毫米規格,是造紙廠特意為百花社做的,多年不用,早已沒有庫存,又不可能為三本書單獨造一批紙。林吶沉得住氣:有問題你們想辦法,反正開本不能改。這樣相持了大半年,我有些心急,怕再拖就把書拖黃了。悄悄跟林吶說,實在不行,按詩集的長32開出算了。平日挺好說話的林吶,一聲不吭,就是不簽這個字。不知出版科的什么人,終于憋出一個辦法,用普通開型的紙,裁上兩刀,裁成了“小開本”規格。用這個法子有缺陷,浪費紙。“就這樣吧!”林吶一語定奪。書終于在1975年5月印出來,每種印了20萬冊。《春滿青藏線》、駝鈴千里》、《深山明珠》,三本書拿在手里,除了出版社的名字是天津人民出版社,還真是“百花”小開本的模樣。
不久,就聽到來自全國各地老讀者的相同反饋:被出版界稱為范老板的三聯書店老總范用,特地派當時在《新華文摘》工作的胡文彬來天津要書,說是看到這三本書,就像老“百花”又回來了。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林吶堅持的是什么,為什么寧肯不出也要堅持。在特定的情勢下,形式可能比內容還重要。形式本身就有內容。這道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轉過年來,“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院子里就貼出了大字報,說林吶為“百花”翻案,不惜浪費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寶貴用紙。林吶依然淡定寡語的樣子,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有淡淡的笑。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舉國同慶。我們在同事孟淑香家里聚餐狂歡,一向酒量很好卻很少喝酒的林吶,那晚大醉。他家離孟家不過200米,被人扶回去,還差點兒沒找到門。1979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正式復社,林吶繼續擔任社長,雖然多了一個出版局副局長的頭銜,他卻沒有一天離開過出版社。說話的場合自然多了,依然輕聲慢語,針對不同的意見發表看法,總是委婉地說“是不是可以這樣?”發現一篇好稿子,常像孩子一樣興奮。印象中,我們從來沒有以官位稱呼過林吶,當面就稱“老林”、“林吶同志”,背后只一句“老林頭”。
據說,孫犁去世前,重病臥床,不再說話,只是在白紙上反復寫著幾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林吶。那時林吶病逝已10多年。終生掛念自己事業的人,會長久留在人們的掛念中。
【原標題:想起老社長林吶】